卑诗省的小留学生经济

　　欢迎与争议

　　对小留学生持欢迎态度的声音并不算低，官方和教育界不去说，房地产商和就业、金融部门都对发展小留学生经济乐见其成。

　　前已述及，小留学生经济的收益，对省府财政和相关行业的景气度都有积极影响，对面临生存危机的卑诗省部分学区和公校，则更不啻一根救命稻草。

　　由于亚洲家庭对孩子学业普遍较为看重，许多小留学生学习努力、刻苦，成绩、尤其自然科学成绩相对较好，对于拉抬学校排名帮助很大，而排名又是这些学校吸引更多小留学生，及说服政府拨款、游说社会赞助的“硬通货”，“亚太生源多的学校排名靠前”，在整个卑诗省已成为心照不宣的规律，这既是卑诗省小留学生经济的一块活广告，也是对亚太小留学生最大的肯定。

　　但争议的内容不仅多，而且影响很大。

　　根据加拿大法律，12岁以下孩子不能单独外出或留在家里，往返学校需13岁以上人陪同，任何集体活动都须监护人签署“免责条例”，因此许多小留学生由中介安排，居住在寄宿家庭，这就产生了许多问题。

　　2010年，加拿大有影响的公共卫生杂志5-6月合刊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在卑诗省境内居住在寄宿家庭内的国际高中学生，相比本地、本籍同龄人，在身心健康方面面临更大风险，吸烟、吸毒、早期性行为和遭受性虐等的比例均高出甚多。

　　报告显示，这些大多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小留学生，吸烟比例为20%(本国同龄人仅9%)，使用可卡因比例高出本国同龄人2-6倍，性行为活跃程度前者是后者两倍，而女生遭性虐比例高达23%(本国同龄人仅约9%)。

　　由于未成年、自制能力弱，交际能力差，许多小留学生的社交圈狭窄，对社会活动缺乏热情；一些未成年人在摆脱国内应试教育压力后如释重负，整天沉湎于“宅”或网络世界，甚至耽误学业，而远在万里之外的家长鞭长莫及，监护人则非关痛痒，管是人情，不管是本分。

　　那么，那些有家长陪读的小留学生呢？

　　许多家长对异国环境比子女更陌生、更不适应，自身且面临着许多“融入”问题，对帮助子女“融入”力不从心，甚至并无意识；不少家长在国内顺风顺水，对异国生活期望值过高，抵达加拿大后反差强烈，自身就出现许多经济、生活和心理问题，甚至财政赤字，家庭破裂，对子女的影响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一些传闻也对小留学生不利。

　　“白石镇小留学生飙车受罚满不在乎”、“渥太华小留学生卡拉OK被杀”、“多伦多小留学生遇刺”、“多伦多小留学生谋杀华裔小女孩”等耸人听闻的传说，因加拿大司法程序的拖沓，这许多年来隔三岔五就因审案反复被“翻炒”一遍，每一遍都令小留学生群体多蒙一层是非。

　　国内一些畅销小报在一番剪刀浆糊后，便以“专访”名义发布诸如《中国在加小留学生三成游戏人生》等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在国内流传广泛，还“内销转出口”，反过来在加拿大华裔社区引发轰动效应，对小留学生的总体形象构成损害。

　　在卑诗省当地，一些绘声绘色的传闻，也让小留学生成为是非焦点，远的不说，近几个月，在大温等地，就有许多段子，如“某中国小留学生一次性付款买下西温豪宅经纪人当场崩溃”、“某中国小留学生为和同学炫富买下12辆豪华跑车在家门口排队”，乃至“德国有好车，日本有好电器，中国有小留学生”，等等，小留学生在夜场出入，被赌场乃至绑匪称为“最可爱的人”之类传说也不在少数。

　　误区与责任

　　不可否认，小留学生在加拿大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如自制能力弱，生活混乱，交际能力匮乏，沉湎网络，荒废学业，攀比享受等等，很多都是事实。

　　但也有不少针对小留学生的是非传闻是不确或羼水的，且越著名的“段子”，羼水越多。

　　如前述“白石镇飙车”，这起发生在2011年8月，被“段子”传为小留学生“经典劣迹”的案件，涉案14人最小的19岁，最大的28岁，许多人并非留学生而是当地居民，更无一人是未成年的小留学生。

　　渥太华2005年死于卡拉OK的两名中国留学生刘泰郎、田林海，分别就读于亚岗昆专上学院和卡尔顿大学，遇害时均为20岁，是“留学生”而非“小留学生”；2001年死于多伦多的“小留学生”陶琳，遇害时差3天20岁，是约克大学新生，同样不是真正的小留学生；2003年因谋杀房东家9岁女孩而被捕并轰动一时的“小留学生”陈敏，案发时年已21岁，是因长期翘课而即将被剥夺留学资格的留学生，不是“小留学生”……

　　前文提到的一些“小留学生劣迹”，如购房、购车、出入赌场夜店等，倘严格按加拿大当地法规执行，许多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如迄今尚无一例确证可以证明，有小留学生如传闻中那样，在赌场一夜输掉几万、十几万加元，也无一例确证可证明，那些非法飙车的“小留学生”真的是小留学生，相反，从“吊销执照”、“违纪罚款”等处罚看，这些“小留学生”都是已有资格合法取得驾照的成年人。

　　正如加拿大本地华文报纸所坦言，华人社区对何为“留学生”、何为“小留学生”概念模糊，且长期以讹传讹，这非但不利于纠正小留学生群体的某些问题，反倒让问题变得更复杂。

　　对此，成年人应负担更多责任。

　　小留学生尚未成年，缺乏自制能力，一旦从学习节奏紧张的中国学校转至主张“快乐学习”，强调素质教育大加拿大学校，往往不适应这种更注重个人学习能力的新学习模式，要么感到“老师不重视”而不知道该怎么学、学什么，要么觉得“终于解放了”而放松要求。在温哥华、多伦多，都曾有报道称，一些小留学生整日沉湎网络交友、网游而耽误学业，有些就读专上学院的小留学生因学分不够或经常旷课而被开除。

　　不少小留学生是独生子女，在国内学校时又缺乏必要的团队意识和社交能力培养，抵加后显得孤僻、不愿参与社会活动，不和同学交往(或只在小圈子里交往)，这不仅影响其成长，也和加拿大的教育风格、传统格格不入。

　　由于教育方式、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的差异，来自东亚的小留学生性格通常比较温顺，服从性好，集体意识强，但生活自理、自制能力弱，缺乏主见，容易受周围环境和人的影响。近年来来加的留学生、尤其小留学生，和加拿大的同族裔社区、侨团联系很少，甚至为了“不影响融入”而刻意避免和同族裔社区接触。

　　而加拿大有关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又疏于管理，如小留学生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卑诗省，一省教育主管部门——省教育厅连省内公私院校究竟有多少小留学生，这些小留学生都来自哪些国家，比例如何，都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

　　一些城市，如温哥华市、列治文市的数据比较翔实，温哥华市2012-2013财年幼儿园至中学12年级国际留学生1086人，同比增长6.5%，其中中国小留学生645人，全日制国际学生人均年收费1.3万加元，列治文市2011-12学年中国全日制留学生425人，短期交流生600人。

　　小留学生人地生疏，既得不到教育主管部门的系统关注，又脱离同文同种的当地侨团，出现问题往往很难获得及时关注和重视。

　　还有一些小留学生到了加拿大，因缺乏管束，又一下拥有很多钱的支配权，在生活上奢侈、攀比，花钱大手大脚；一些人在金钱耗尽后不惜卷入犯罪行为。

　　前几年，加拿大东、西海岸都曾破获过以小留学生为主体的文凭、护照造假团伙，帮派势力在小留学生中也并不罕见。对此，加拿大联邦移民部2011年曾发出文件，希望杜绝小留学生“存款过多”，但正如评论人士所指，此举更多意在堵塞洗黑钱和偷逃税款渠道，而非专为小留学生问题对症下药。

　　一些“儿童不宜”场合、活动，即便真有小留学生参与，也同样是成年人的责任：加拿大是年龄限制最严格的国家之一，未成年人不得进入赌场、夜店，不得购买烟酒，不得持有驾照，都是常识性问题，倘网开一面放入未成年人，责任更多应由成年人负责。倘明明并非小留学生却以讹传讹，则更不知如何说才好了。

　　不要替孩子选择道路

　　不久前，一位匿名的旅加中国小留学生在加拿大和中国网络上同时发布自己的文章，叙述自己作为一个在中国学业优秀的初中生赴加留学，因语言、社交、生活习惯等种种不适，成绩从优等生到“欢迎生”(不够资格不得不先上语言补习班学生的委婉称呼)的巨大落差，而不得不付出格外艰辛的努力，才总算适应了新生活、新环境。

　　在她艰苦挣扎期间，特意赶来陪读的父母非但未能给予慰藉、扶助，反倒因更强烈的落差感造成家庭危机，动辄争吵，令孩子身心受到更大创伤。

　　这位小留学生总结自身经历，对父母们发出“不要替我们选择道路”的呼吁。事实上，加拿大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各有长短，而每个孩子的适应能力也各不相同，过于大包大揽地替子女作出可能影响其一生的决择，未必就是明智的。且这种决择一旦作出，便很难挽回(笔者曾遇到一对中国高知夫妇，“为了孩子”让儿子做了小留学生，自己也跟随陪读。

　　一年后三人都感觉不适应意欲回国，但儿子离开中国时是初三，回国读高中自感力不从心，最后只得硬着头皮继续“留”下去)。在决定子女是否做“小留学生”问题上，应更多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并让他了解并愿意承担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倘不顾子女意愿，以“为孩子好”为由强行决断，小留学生一旦遭遇坎坷、波折，就很可能将问题都归咎于父母的“错误决择”，造成更多问题。

　　卑诗省政府、教育部门和学界在将小留学生作为“留学产业”突破口的同时，也应慎重“道路选择”问题，不应在小留学生身上附加过多的、与教育无关的考量。如“小留学生刺激房地产和就业”就不应是小留学生本人的义务，而让小留学生“救救卑诗公校”的想法则更可商榷——省长简蕙芝曾在讲话中希望小留学生填补边远学区中小学生源空白，避免并校命运，而那些对本地生源而言都未必“宜居”的社区，又做了多少成批接待异文化生源的准备？（作者：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