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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的“洋高考” |
| www.sinoca.com 2013-06-08 三联生活周刊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摘要：
高考之外，中国父母和孩子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上国际班、申请国外大学或者直接去国外读中学。如果说高考应试体系是一条中国主流成长之路；那么这些孩子则进入了一个“非主流”的成长路径。他们将按照西方大学入学要求学习、考试，安排社会实践。选择意味着机会也带来苦恼。无论能力还是观念，他们必须适应一个新的体系。
好运气
睡觉前，媛元想着，明天早上要去买糖吃。第二天上午有一次数学的日常测试，在考前买糖吃是她的习惯。她还有一些神秘的小习惯，比如：考试前不要剪指甲；省同考不能使用字典，但她也会把字典塞在书包里，沉甸甸的才感到心安。她相信这些毫无关系的癖好会给她的考试带来好运气，至少也是好的心理暗示。
今年17岁的媛元，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亚历山大麦肯锡中学读11年级。这是她在加拿大的第二年。两年前她初中毕业后，她便来到了多伦多。对媛元来说，加拿大的学习并不轻松，甚至比国内压力还要大很多。平时成绩占到总成绩的80%权重，而期末考试只占20%。“所以每一天，每一次考试都非常重要。”媛元说。日常考试的形式也非常多样，有随堂测验、单元测验，还有课堂演讲、表演，以及项目考核。所以她必须每天都打起精神，每次考试都全力以赴。
媛元从来没有在国内的公立学校内上过一天课。她3岁上私立双语幼儿园，进入私立小学便开始住校，初中在北京的一所私立中学完成。初二暑假，她参加了一次英国游学团。这20天的旅行改变了她的人生路径。她去了剑桥大学，被安排在当地一户居民家中住宿，有剑桥的老师给她们上课，她发现每一节课都像一次大派对，虽然不一定都听得懂，但气氛非常好。她还参观了很多地方，包括莎士比亚故居，自己坐公交车，迷路的时候遇到热心人带路。
“我原来打算国内读完高中后再出国，但经历了游学团后，我就不想再等了。我想更早地出去，我对外面的世界更感兴趣。”媛元说。回国后，她就向父母提出去国外读高中。初三读完后，她便申请进入了加拿大的中学。
每天早上，父亲开车把媛元送到学校。第一堂课在8点40分开始，中午会有1个小时的休息，下午15点左右下课。每周的一、三、五放学后，媛元还要再坐40分钟的公交车去补习学校上课，直到晚19点结束。这类学校一般被称作“私校”，有为中国学生开设的中文课程，其学分也被承认。一般情况下，中学毕业需要30个学分，中国留学生由于出来的时间较晚，语言障碍也较大，所以他们多在“私校”凑学分。不需要去私校上课的日子，媛元也会到市图书馆自习。
加拿大中学，学习有充分的自由性。学校里有40多门课可以选择，除了数学、英语等必修课外，还有一些以兴趣、职业为内容的课程，甚至包括烹饪、育儿等。媛元选了有学分的三门主课，数学、英语和会计。学会计是为了以后大学读金融做准备。前一年她还选择了一门美容美发和化妆的课程，今年选了吉他课，并且提前选修了12年级的体育课，主要内容是运动康复和营养学。
在加拿大两年，语言依旧是她面临的一道障碍。上课和笔记都没有问题了，但更深层次的沟通却依旧困难。“有时候老师讲课，突然哄堂大笑，我还木呆呆地坐在那里，完全不知道笑点是什么。”媛元说，这也阻碍了她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交友圈子。“我们没有班级的概念，每门课都没有固定的同学，到中午大家就各自吃饭去了。和当地同学我不知道聊什么，他们看的电视和漫画我都没看过。”而她新结识的朋友也主要是来自亚洲的孩子。
千里之外，19岁的孟根屹也面临着语言的挑战。2012年9月，他从深圳的一所国际中学毕业后，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生物专业。“最大的压力来自用英语写长篇大论的专业文章，尤其是生理学和细胞学，每次作业都要求学生把掌握的知识用逻辑严密的语言表达出来。”孟根屹说。别人一份作业写了三页，他才写了一页多。他看一页书，同学已经看了四五页。“我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这让在国内一路凯歌的孟根屹有了强烈的挫折感。在进入剑桥前，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成为前20%的优秀学生，这样可以获得校方的奖励，直接减免部分学费。他甚至希望拿到足够的奖学金，支持他读完硕士和博士。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付出更多。他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开始上课。由于学校食堂不提供早餐，所以每天早上要自己做一个三明治。配料可以直接在商店里买到，他会买烟熏三文鱼、新鲜生菠菜和全麦面包，再配上羊奶或者牛奶。
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孟根屹都有2个小时100多人的大课。上完大课后是实验课，经常要到十七八点钟才结束。没有实验课的时候，就要到图书馆看书。“老师讲课会涉及很多知识点，要覆盖到这些知识，就必须自己去找书看了。”孟根屹说。中午午餐的时间很短，15～20分钟的时间完成。他要赶在前面去食堂吃饭，如果去晚了就要排队，一旦排队学习时间就不够用了。19点左右晚餐结束后，他要立即完成当天的作业，一般要到晚上23点后才能伸个懒腰，放松一下。
对小孟而言，作为剑桥里的fresh-man（新鲜人），国外教育的新鲜感足以冲淡他的疲劳。孟根屹所在的耶稣学院有十几个生物系的学生。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只有两三名学生。每周他们都要上4次小课。每次小课是一位任课教师指导这两三名学生，回答疑问、讨论学术。学生有充分的时间提问，老师也可以深入了解每一名学生的状况。“如此细腻的教学，在我们国内的大学恐怕很难做到。”
小孟的梦想是做一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化合出新的物质”。他喜欢和同学们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奇思妙想的发明，这时候便不存在语言沟通的困难，“因为科学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父母的选择
媛元的父亲大邵，两年前陪女儿一起来到加拿大，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现在他后悔没有出来得更早一些。“我觉得上完小学就应该出来读书了，初中三年被浪费了。我曾经问女儿，初中有什么收获？她想了很久后回答我：交了个好朋友吧。”大邵说。
媛元家在河北省石家庄。她的外公是一位著名的中医，来找他看病的人太多，后来就开了一家私立医院，由子女们经营。外公的医术高明，医院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每年春节在医院吃饺子的病人就有两三千人。
幼儿园，大邵选择了附近的一家私立双语幼儿园，有外教老师带着读英语。该上小学时，心仪的学校太远，他们又选择了附近的一家私立小学，每年学费五六千元。小学毕业，上本市的重点中学很难，况且还有几年后高考所牵涉的学籍问题，大邵就想彻底放弃国内高考这条路。正好有亲戚在北京的一所私立中学读中加班，学习国际课程，高中毕业后可申请加拿大的大学。于是他就带女儿进入了这所私立中学，明确了以后出国读大学的方向。每年的学费2万多元，在私立学校中并不高。
大邵也从石家庄搬到了北京，在望京买了房子，开了一家中医按摩院。他对于媛元的未来并没有成龙成凤的目标。“我在医院看到很多生病的孩子，他们连病房都出不去。父母只希望他们能健康地活着。所以对于女儿，我只想她能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感受新鲜的世界。我没有要她考过多少分，但就是不许作弊。”大邵说。
初二参加游学团后，女儿主动向家里提出，高中就想出去读。这获得了父亲的支持。对于家庭而言，钱不是问题。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医院的事情交给妻子和亲戚，大邵随后陪女儿出国陪读。在多伦多的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又花了59万加元在郊区买了一栋独立屋，车库可以停3辆车，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做健身房。媛元的学费每年折合人民币约10万元。
尽管女儿在出国问题上具有主导意见，但大邵个人的成长经历也使他更坚定地放弃了国内教育。他在中学的时候就酷爱运动，并且具有良好的天赋，但他并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和很多学校一样，学习好是唯一的标准。他现在40多岁，仍旧保持着健壮的身材，几乎擅长所有的球类运动，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以及高尔夫，每项运动都能很轻松地上手。在国内时，周末他经常开车两三百公里去参加一场比赛。“现在我常常感到遗憾，如果当时学校有教练指导，也许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至少这是我愿意走的路。”大邵说。
学校的教育并没有给他的特长提供发展空间。中学毕业后，大邵参了军。从军队转业后，被分到了一家大型国有银行。家里医院发展起来，他便辞职回家帮忙。“从银行出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不会干，学校没交给我什么谋生的技能。”大邵说。
在加拿大，大邵的事情就是买菜做饭、接送上下学、晚上和女儿讨论学校的课程。时间长了，他也感受到了中西方两种教育模式的种种不同。最大一次震动，来自女儿的一次英语项目测试。
老师把两三名同学分为一组，学习一篇英语文章，然后小组成员共同上台完成演讲、解说和表演。媛元的组内有一名经常逃课的俄罗斯同学，这让她很苦恼。她想能拿个好成绩，而不希望被别人拖后腿。然而俄罗斯同学不仅没有完成她的任务，还临时打了退堂鼓。媛元去找老师，希望退出测验，或者更换成员。但老师没有同意，要她去说服俄罗斯同学。
回家后，媛元感到很委屈。而大邵则认为老师的要求是正确的。他和女儿谈心：“老师希望考察的不仅是单项能力，也包括团队的组织、协调能力。虽然你们的最后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但老师还是给了你还不错的分数。”“国内的教育更看重结果，学生在意的是分数，而在加拿大老师会更多地考察过程。”大邵说。
孟根屹的母亲胡萍是一名儿童教育专家。儿子上小学三年级，她就辞了职，做了一名陪读妈妈，陪着儿子换了3所学校，也辗转了3座城市。她对儿子培养，是一个现代版孟母三迁的故事。
孟根屹的第一个小学是在昆明一所重点学校。二年级的时候，他的体育没有及格。胡萍去找老师了解情况，却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合格了。体育老师解释说，他们采用的是比赛标准，给学生更高的要求。但胡萍却认为，校方的做法违反了孩子的成长发展规律，“把标准定得这么高，他们会因此而害怕体育产生负面情绪，甚至会影响他们未来对运动的态度”。校方并没有按照胡萍的建议调整，胡萍认为家长的发言权被学校漠视。“学校会说，我们的升学率有多高，但被淘汰的孩子，对每个家庭来说就是100%的损失。”
儿子上三年级的时候，胡萍根据报纸上的一则广告，把儿子转到了成都一所著名的私立小学。她也辞去了大学老师的工作，跟儿子去了成都。胡萍毕业于重庆的一所医科大学，做过儿科医生、医药代表以及医学院老师。但这些都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在某种层面上，她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传统应试教育的受害者。“很长时期，我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兴趣，或者被压制着。我曾想学翻译，但父母让我学医。我也曾是个很叛逆的人，曾经有一年住在亲戚家，而不愿意回家，甚至没和父母说话。”胡萍说。
她在儿子学校里当了一名校医，后来给孩子们讲授生理卫生课，这时候她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做儿童教育的研究。“我都38岁了，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善于做什么。我不想儿子像我这样浪费生命。”胡萍说。
孟根屹小学毕业后升入了另一所成都著名的中学，因为走出了“哈佛女生刘亦婷”而名声大噪。但胡萍感到，儿子与国内主流应试教育的冲突越来越多。学校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而她发现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数学偏才，“他的思维结构从小就是理科的，数学式的”。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来找胡萍，说她儿子的作文很差。当时老师布置了一篇描写高楼的作文，结果小孟全部用数字来描述他想象的一座高楼：总的高度有多少米，共有多少层，每层有几米，间隔有几米，每层的窗户有几米高。每一句都有数字，内容枯燥单调。胡萍向老师解释，这就是儿子智力结构，是一个典型理科思维方式的孩子，从小就不愿听童话故事，而愿意听《十万个为什么》。
最后老师虽然接受了她的说法，但对小孟的作文水平感到忧虑，也为这样的母亲感到不解，认为胡萍对儿子要求不严。
胡萍则认为，在现行教育体系下，她一直努力保护儿子的天赋和个性，免于被标准化所打压。儿子做不好语文的阅读理解，她告诉孩子不要在意标准答案，只要他讲得有道理就好。“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为什么我们却要求对每篇文章的解释都要有一个统一答案呢？”她不要孩子做暑假作业，而是以旅行日记或者课外实验代替。她认为假期作业会破坏孩子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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