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直就是遭骂的一个国家，美国总统更是一个遭骂的对象。不仅外国人要骂，美国本国人也一直对他们的国家与国家领导要骂个不停。美国看起来的乱相，让一些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感到失望、失落、失信、失灵的“四失观”，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此。
资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自二战结束后美国登上权力之巅以来，至少有8次美国衰落论的讨论。从朝鲜战争、苏联发射卫星、越南战争到“911恐怖袭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总有一批美国社会精英人士站出来宣布美国不行了，正在衰落或已经衰落了，美国自己的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了。有人还曾设想美国将分裂成N个国家，变成类似巴尔干或中东之类的地方，要不战乱不止，要么潜伏万劫不复的社会危机，社会不停暴乱和大动荡。
前苏联卫星发射之后不到三个月，《华盛顿邮报》的断语是，美国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危险时期，这个国家正在迅速滑向二流大国的道路上。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时“相对于苏联，美国的力量一直在下滑，共产主义在世界各个领域稳步推进。”
参与越南战争决策的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认为这场战争使美国经济、政治统一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美国将几十年都不会恢复。学者基欧汉称美国霸权已经终结并称，“在我有生之年，霸权将无法恢复”
1980年代，有人说“如果美国继续执行它目前的方针，它很可能在本世纪结束以前失去它作为世界上主要经济大国的地位。”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以《美国相对衰弱》一文与《大国的兴衰》一书，力证美国霸权已经终止，美国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2015年，美国《财富》杂志发表研究报告《美国正衰落的12个迹象》，从家庭中位收入、教育与技能、互联网接入和网速、健康、国民贫困率、儿童贫困率、贫富差距等12个指标证明美国的确在衰落。比如贫富差距全球第四高，狱囚人数在224个国家（地区）之中排第一位等。
唱衰美国的美国学者总是能被中国人所熟知，这些年红起来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是一例。根据福山的研究结论，美国已经改革无望，只有“死路一条”。这样的断语真让一些中国人乐开了怀，所以福山同志也就成了中国的贵宾。福山认为，美国就是被“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钻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挡迫切需要的变革，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衰朽。”“美国当今的问题是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而国家能力没跟上。”
可你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人痛骂美国的之风兴起于二战之后。事实上，打从美国一开始，连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也不看好这个国家。他的观念，集中体现在他最后离任总统之位的《告别演说》中。他说，“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可能力图借此造成一种信念，以为地方间真的存在着利益和观点的差异。一个党派想在某些地区赢得影响力而采取的策略之一，是歪曲其它地区的观点和目标。这种歪曲引起的妒忌和不满，是防不胜防的；使那些本应亲如兄弟的人变得互不相容。”“我已经提醒你们，在美国存在着党派分立的危险，并特别提到按地域差别来分立党派的危险。”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架构注定了这个国家必须让社会批判来主导这个国家，要不然，两党轮流执政也没有了政治基础。如果在野党不是努力挑执政党的毛病，那凭什么由执政党让位给你干呢？民主政治也必须建立在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让执政党不敢骄傲自满，试图走向独裁与专制。因此，每次美国大选，都必须从在野党炮轰执政党开始，宣称国家已经走向危险的边缘，必须由在野党力挽狂澜，调整航向。如果在野党说得在理，成功将执政党批得体无完肤，那就得赢得民心。若不是这样，甚至还拍执政党的马屁，那么对不起，民众就会认为，既然执政党干得好好的，那就继续让人家干吧。这与专制国家完全不一样。专制国家为了君主或什么伟大领袖长期执政，就必须一直大唱赞歌，把不好的事情隐藏起来，让民众认为离开了伟大的红太阳就活不下去。专制国要努力将领袖送上神坛，民主国则要将领袖拉下神坛，甚至要受到无情的羞辱。
在美国，在野党使尽浑身解数攻击执政党，主要就拿在任总统作靶子。作为美国总统，若没被人激烈攻讦、诽谤、羞辱过，卸任后都不好意思写回忆录，就是写了也平淡无奇，不能吸引读者。作为总统候选人，如果自己的脸皮薄，受不了对手的谩骂、陷害、贬斥，那根本就难熬到大选投票日那一天；如果自己没本事找对手的碴，作为在野党候选人没有“唱衰美国”神功，那就根本打不败对手。
老航已经在以前的文章中讲过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斐逊互斗互掐的故事。这事要补充一下。美国建国不久，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与以杰斐逊为首的反联邦党（民主共和党）就斗起来了。反联邦党容易被误解，其实并非反对美国这个国家，相反，他们也是美国联邦制的坚决捍卫者。联邦党强调国家的权力，倾向于建立威权政府。反联邦党认为那不行，他们认为公众基本自由和权力才是最重要的，强大政府以正义为名对公民自由的侵犯，精英化、贵族化的国家治理，塑造领袖崇拜，会将国家引向错误的方向。他们著名的观点是，才华卓越的人不是共和国的福祉而是危险因素。
美国建国初期，国家需要快速确认联邦政府权威，联邦党人拥有优势。华盛顿与继任总统约翰・亚当斯都是联邦党人。华盛顿政治威望高，他也一直注重个人首先操守，杰斐逊对他是比较客气的。到了亚当斯执政，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时150份报纸，亚当斯夫人亲自盘点一番，发现绝大部分都在抨击亚当斯与政府，其中有20份被亚当斯派的人所控制，成天其他什么事也不干，就是不停地抹黑国家的一切。亚当斯很生气，就想通过政府强权加以打压。1798年，借美法战争，亚当斯成功促使国会通过了《外侨法惩治叛乱法》，规定任何阴谋反对联邦法律实施，煽动叛乱，发表反对、丑化、中伤美国总统和国会言论的文字者，将被处以最高为5000美元罚款，最多为5年的监禁。共后共有24位报刊编辑和发行人被起诉，10人被定罪。杰斐逊坚决反对，等他当总统，就释放那些报刊编辑和发行人，并废除了这个“恶法”。可杰斐逊崇尚言论自由，他本人却深受其害，被他释放的有位叫詹姆斯•考兰德的费城报人，向他要官不成，转而反目成仇，曝出杰斐逊和女黑奴保持长期性关系的丑闻，令杰斐逊政治声誉严重受损。但杰斐逊坚持认为新闻出书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并且是除行政、司法和立法之外的“第四权利”，一个政府如果失掉了保障人民言论和新闻出书自由的权利，那么其它的权利将无从谈起。这是他将新闻自由看作是“一个国家的警钟”的理论基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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