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赋予了他们过人的才智，却没有赋予其在事业起步时足够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他们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周围人对他的认可。越是在其十分虚弱、毫无靠山的时候，维系于其内心的生存欲望就越强大，而这将必然给他们施政纲领的独立性带来极大的代价。
特朗普是聪明的，他比克林顿夫妇更为富裕，并依仗自己的富裕打压希拉里，意欲离析出美国的阶级分野和仇恨。他感知到了民众对于政治经济联姻现象的深刻憎恶，便打着对抗金钱政治的旗号脱引而出。然而希拉里从本质上就没有钱，她无法脱离克林顿强有力的募资班子，也无法不向东北部和西海岸的金融、科技势力作出承诺。
这样的事情本是美国选举政治的常态，十几年前在克林顿那里甚至更为直接。克林顿首个任期的外交政策是布什总统的旧部在运作，经济政策是各大财团代言人团队的共同成果。在一次有关预算问题的关键辩论中，他几乎是完完全全按照格林斯潘的意思作出了缩减财政赤字的决定，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说，克林顿的身体里没有一根骨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这种个体自卑也将直接作用于他们对团队的态度，他们并不会像肯尼迪相信邦迪和麦克纳马拉那样相信别人。在克林顿的幕僚中，他对所有可能威胁到其当下和未来统治地位的人物都充满防范。
其总统任内，国防部长换了三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换了两届，最为重要的国务卿之职或是给了克里斯多弗这样的和事佬，或者是给了奥尔布赖特这样的话题女性，而刚刚赢得海湾战争身孚名望的鲍威尔将军和公认的极为聪明出色的国务家霍尔布鲁克始终无法进入其核心班底。按照某篇评论中的一句话，“克林顿政府的班子更像是一群从学院逃跑的难民，所有位置都遭到了不合适的安排”。
同样的现象再次出现在希拉里身上。在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中，希拉里没有选择曾担任欧洲盟军最高总司令的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将军，也没有能够说服党内仅次于桑德斯的进步派伊丽莎白·沃伦，而是又一次从国会山搬来一位约翰逊式的老参议员蒂姆·凯恩。
按照克林顿夫妇的习惯，自己必须要成为总统团队中的最大话题，能够压住自己声音的力量必须越少越好。这种自卑使得总统与身边所有人都保持着淡淡的距离，克林顿的首任国防部长阿斯平曾向人抱怨，总统的很多想法都是从电视上或是报纸上听到的，整个波斯尼亚危机期间他仅见过克林顿三面。
相同点——缺乏外交事务的应有重视与职业敏感：
人人都知道，克林顿长于国内经济事务。在他的首个任内，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几乎翻了一番，失业率由8%下降到5.5%，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商业活动的方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百万和亿万富翁不断增多。某种意义上，是克林顿养育了他们，在这对夫妇看来，现在他们做出一些反哺或许真的毫不为过。
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冲昏了克林顿，也成功分散了国民注意力。几年过后，当人们开始随着保守派转头咒骂民主党延误了重要的发展契机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几年，总统在对外事务上的成就少得可怜。
克林顿先天性地缺乏对外事务的基本敏感。一如其为人，整个任期没有与任何主要大国建立起信任与真诚，却囿于道德压力戚戚于索马里、波斯尼亚、海地、科索沃等地的区域性人道主义危机，并一次次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外交灾难。
长期的冷战使得美国的国务家和民众对世界矛盾的认知单一化了，气候已经松快，人们的意识却仍然板结。克林顿顺应着选民懵懂的对于和平建设和经济复兴的渴望获得了任命，接下来却不知该往哪儿走。
对于美国而言，冷战结束以后的头号任务应该是如何在对手消退的情况下重新定位自身的国际角色。如果说整个九十年代只剩下一个国家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应该是“美国权力的界限”，而绝非国内的经济发展。
很长一段时间，克林顿搞不清自己对于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应有的态度，保持距离似乎有违胜利者的英明和道德义务，过分干预则又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上世纪中叶在中南半岛的噩梦，越南战争给民主党留下太过严重的阴影和分裂，直接挫败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政党信念和合法性。
在最为重要的十年里，民主党人由于缺少国务运筹的宏观战略，踉踉跄跄地勉力完成了几次维和任务的考验，却使得美国对战后国际角色的定位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被严重拖延，直至共和党上台后并形成报复性反弹的保守势力。
普利策奖获得者，著名记者戴维·哈尔伯斯坦观察到，“那些对自己的信仰怀有坚定立场，带着满腔政治进入国会的年轻保守党人士是如此痛恨他和他的妻子，以至于超越了意识形态，成为强烈的个人攻击”。
回到此刻，美国再次处于转折的关键节点，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永远是蕴藏着危险的，希拉里站在门口，再次懵圈。
某种意义上讲，她在任国务卿期间和奥巴马共同采取的对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压制策略颇有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遗风。然而伴随中东地区的僭主一个个倒下，留下了马蜂窝般的权力烂坑，无人收尾、无法捡拾。
而在亚洲，剧变正在发生。奥巴马苦心孤诣的TPP遭到了所有总统候选人的集体弹劾，对南海的意志力又严重不足，对介入存在极大的恐惧。甚至，连菲律宾这样的哨岗也开始反叛，其引发的连带效应将极大地动摇美国太平洋权势的可信性，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
某种意义上，特朗普比希拉里更能理解时代风貌，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是基于对于选民的心理判断，在他看来，美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代节点，虚无主义的文化认知将僭越多年来不必要的全球责任承载，形成更为主流的价值判断。
希拉里则没有那么复杂，她几乎是本能的偏重于国内议题，这多半出于一种源自其丈夫的旧时习惯，她的团队长于经济，自然只愿谈及国内事务;剩下一半，则源自特朗普“希拉里是最差的国务卿”的高压指责，很多对外事务希拉里确实无法说清楚，而其中有一些，她注定要承担责任。
这个节点的美国的确颇有风雨。如果特朗普当选，无论是战后几代人垒筑的国际秩序还是美国的对外政策，都可能陷入一场无序;而如果希拉里当选，或许陷入的不是无序，而是更为明确的衰退。
“自由世界”在守望“灯塔国”的国际角色定位，然而大家也都能够淡淡地感到，无论怎样，一种熟悉的美国治下的国际制度将成为旧迹，长达二十年左右的一号警察的角色，美国是无论如何不会再当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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