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算有这些记录在案的案例，警察和检察官们还是拒绝承认虚假认罪的可能性。在法庭上，他们习惯性地要求法庭不采纳这种现象的专家证言，理由是，无辜的人不会主动承认罪行，这不符合常识。但上世纪90年代的大量调研显示虚假记忆其实非常容易植入。2015年，当时还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心理学博士生的茱莉亚•肖做了一个研究，想论证“普通的、无辜的人绝不可能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这一理念是否正确。而事实上，她发现她其实很容易就能让人这么做。
通过三次1小时实验，在30名大学年纪的受试者中，肖成功说服了21人，让他们相信他们在12岁的时候犯过罪——比如，用武器袭击了另一个孩子——并因此与警察发生了摩擦。她向受试者提供了他们能够识别的一些细节——袭击发生的地点，受袭的那个孩子是谁——这些细节都是从受试者父母提供的问卷中来的。肖告诉我，她在研究中模仿了那些冤案中所用的技巧。“我基本上就是把糟糕的审讯战术和糟糕的心理治疗技巧相结合了，”她说。实验结果异常明确，明确到她都没有测试完整个样本就终止了实验监测。
拥有莱德技巧正式版权的培训机构“约翰•E•莱德公司”(John E. Reid & Associates)声称，只有警察偏离了莱德标准时才会出现问题。“虚假供述是由那些越界了的调查员引起的”，该组织总裁约瑟夫•巴克利说。
虽说让人们进监狱的虚假供述可能是现代审讯技术最严重的问题，但它们却不是最普遍的问题。这种审讯技术正日复一日地用另一种方式破坏着警方的工作：标准审讯技巧是为获得认罪，是一种对抗性策略，因此在收集有用和准确的信息方面它可能并不是有效工具。部分嫌疑人会在警方的怒视下给出虚假的供词，但更多的人的做法却和坎波斯-马丁内斯一样：他们会关掉话匣子。他们已然意识到自己面前的是一个“追赶猎物的猎人，”并会依据这个理解来行事。不少学者都呼吁要从“对抗”审讯模式彻底地转换到“调查”模式——它将重视基于证据的最优审讯手段，并以此重塑审讯模式，目的是从目击者和嫌疑人身上获得更多事实。
当然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若说警察们受累于他们的审讯方式，那部分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手段可用，起码在美国是这样的。“目前为止，针对虚假供述所做的许多研究都集中在社会正义方面，”爱荷华州立大学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安•迈斯纳说，“但该领域中我们真正缺少的是替代方案。”然后，HIG应运而生。
HIG——以收集信息为主的新一代审讯模式
美式审讯的第二次改革正在悄然进行中，它通过一条意外的路径潜入了美国：反恐战争。
2010年，为了实现终止美国恐怖主义调查中的逼供手段的诺言，总统奥巴马宣布成立由FBI、CIA和五角大楼共同组成的“高价值在押人员审讯小组 (High-Value Detainee Interrogation Group, HIG)。为取代小布什年代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等地的水刑、严刑逼供措施，HIG的目标是实行非压迫性的审讯。这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顶级机密。例如，据说HIG培训过的审讯者曾经审过袭击时代广场未遂的炸弹恐怖分子费萨尔•沙赫扎得，并让波士顿马拉松炸弹案的凶手哈尔•察尔纳耶夫定罪。公众并不清楚这些审讯以及其他的数十起审讯中HIG是如何实施的。即使是HIG的具体培训方法也从未被泄露过——该方法已经引入进了空军、海军等机构。
但与此同时，HIG已成为了美国审讯手段公共研究的最有力资助方之一。比如，学者利用HIG的资金对英国和加拿大的执法模式进行了一次详尽调研，这两国在很久前就已放弃了英鲍-莱德式的审讯战术，原因是它们既不道德也不可靠。近些年来，加拿大警方开始向所谓的“认知对谈”技巧靠拢，这种手段是非对抗性的，目的是让受审人尽量多地进行叙述——不用编制主题，也不用回答是或否的问题。而英国运用类似技巧的时间已超过了10年，该方法被简称为PEACE，是计划和准备、互动和解释、获得陈述、结束审讯和评估五大步骤的缩写。英国警方不能向嫌疑人撒谎。2014年HIG赞助的一项元分析显示，PEACE比指责式的审讯方式更能有效获得真实供述，并免于产生虚假供述。
HIG总共在全球各大高校资助了60项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研究，深入研究审讯中什么有用什么没用。有的主要研究如何“预备”证人——也就是，如何营造一种让人思维开放、愿意谈话的环境。他们已经发现，人们在开阔有窗的房间里容易透露更多信息(这和老的英鲍-莱德模式截然相反)，而手上有热饮则能够让你对周围的人形成正面印象。
其他调查者则研究了谎言的甄别，但调研方法和莱德的很不相似，既不强调测谎仪结果，也不研究透露说谎者心理的生理动作。HIG研究受到了英国阿尔德特•弗瑞教授的巨大影响，他研究的是撒谎给大脑带来的“认知负荷”。“说真话的人最终能透露的细节比你能核实的要多得多，”斯蒂芬•克莱门说，他是一名曾和 HIG合作过的军方审讯老手。“不管故事编得多么好，它永远不会像现实生活一样丰富。”换句话说，骗子们需要费更大劲儿才能编出故事并保持细节的一致。调研者们发现一种让这类心理机制浮上水面的方法，那就是要求目击者按照时间倒序来讲他们的故事：撒谎的人做这件事会比较难。
但许多HIG研究的一个共同核心发现是：如果你想获得准确信息，那就尽可能地不要表现出指责的态度——HIG的术语是“拉关系(rapport- building)。”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太轻佻，但它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嫌疑人说的越多，警方可以核实的就越多。审讯的整个姿态——或者用HIG更喜欢的叫法，询问——不是要让他认罪，而是要得到更多信息。
成立3年以来，HIG悄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标志着该组织职责范围和雄心的显著扩张：它开始将自己的发现应用于美国国内警察局。“我们对研究结果的实践还不够，”HIG主席马克•法隆说。这个小组只是需要更多的真实数据，而警察局则是这一数据的主要源头。但更高层的目标，法隆说，是要用行为科学改进警察工作，就像以前DNA证据改变了执法程序一样，也像更早之前第三级审讯技术被放弃时那样。
HIG实战——洛杉矶的两只小白鼠
洛杉矶成为了HIG的第一块试验田。2012年，乔治•皮罗——HIG前主管，曾经也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主要审讯人——在会议上联络了洛杉矶警局劫案-凶案科警监威廉•海耶斯。身材瘦削、橄榄色皮肤的皮罗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他在联邦的工作不可不谓功德圆满，因为打击那位把美国拖入战争泥潭的伊拉克独裁者有功，他成了华盛顿的明星。但他同时也是加州特洛克黎巴嫩移民社区的后裔;加入FBI以前，他在中央山谷当了10年探员。因此他和海耶斯很容易就搭上了线。他告诉海耶斯，HIG正寻求赞助实际的审讯活动，并需要事实数据用以研究。他还想知道洛杉矶警局的探员是否有兴趣了解HIG正在研发的技术。
首次碰头后，海耶斯安排洛杉矶警局向HIG提供该局所负责案件的视频，总共时长达数百小时。而对皮罗的另一个建议则多花了一点时间。表面上看，洛杉矶并不是适合让警察和嫌疑人“拉关系”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警察曾于1991年殴打了罗德尼•金(后来引发了1992年洛杉矶暴动)，他们还在2013年的高速追车电视直播过程中杀害了一名没带武器的老兵。此外，洛杉矶还有自己的虚假供述历史。2007年，19岁的爱德华•阿奇因涉嫌谋杀被捕。他几十次否认，但警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们对此案的理论，并暗示只有认罪才能换来宽大处理，这令他最终屈服。后来法官裁决他的认罪是刑讯逼供的不可采用，但在此之前他已在狱中等待了三年。 “我想警官们的原意并不是要获得虚假供述，”阿奇的律师告诉记者，“但他们所采用的手法极大增加了它发生的风险。”
跟皮罗聊了几次后，海耶斯决定派洛杉矶警局的斯特恩斯和马西亚去当小白鼠。2013年12月，两位探员踏上飞往华盛顿特区的航班，成为了该国头两位接受 HIG培训的市政警察。两人都不是特别兴奋。“我不是喜欢培训的人，”马西亚说，“我喜欢工作。”但他也试着保持积极态度：“我对自己说，不管那是什么，好好学，好好学。”
和任何在职探员一样，斯特恩斯和马西亚这些年在工作中已经学到了很多——对审讯室中什么有用什么会起反效果有了个人化的独特见解。马西亚尤其记得几个案子，它们深深撼动了他的想法。有一次，他和嫌疑人一起走进审讯室，他照着莱德的风格说到，“你瞧，我脑中对你犯罪这件事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和这个。”对此，嫌疑人说，“好吧，如果你坚信这些屁话，那我跟你也没啥好说的。”然后他又想起另一案件，一桩凶杀案，嫌疑人在经历了两个半小时的轻声谈话后承认了罪行。“我完全没有大声说过话，我也一句脏话都没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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