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诗颖，凤凰国际智库美国观察员
李 江，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
在19世纪中期，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李发表了一篇触目惊心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如果美国继续以农产品的出口来换 取工业品的进口，美国的土地肥力将迅速枯竭。文章把矛头直指自由贸易，他指责自由贸易者根本不关心物质生产力的最大化，只关心农业产出及销售总额。当时已 经作为全球帝国的英国向世界强行灌输自由贸易，意在扩大农产品和原材料市场，怂恿其它国家回归农业生产，防止他们实现工业化。不过，精明的美国精英十分清 楚，如果美国依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融入英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美国工业将难以生存，只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陷入低生产率和低工资率的恶性循环。不 仅如此，美国还要付出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的巨大代价(贾根良：《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因此，尽管美国在农 业部门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且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18、19世纪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却认为，绝不能听信英国的怂恿，而是要效仿这个全球帝国的 做法——英国在1721年至1846年都实施了高度保护主义政策。当然，等到美国成为发达工业国，却跟英国人一样“一脚踢开梯子”，大力倡导自由贸易。
几 百年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直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两股力量的相互博弈。任何的公共政策背后往往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妥协的结果。拥护贸 易保护的制造业部门与拥护自由贸易的贸易商、金融行业常常产生激烈冲突。实际上，美国虽然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其保护主义力量一直十分强大。这是由于美国在 经济腾飞阶段就是依靠保护主义力量实现经济发展的。时至今日这股力量在美国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上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笔者对美国如何在保护主义的铜墙铁壁中实现快速崛起的历史做了简单的梳理：
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出口导向向保护主义过渡
早 在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州政府便针对当时的主要对手国——英国，颁布了抵制进口，提高关税的决议。1782年，马萨诸塞州首次为了保护本州内的国内生产者抵 制英国进口，提高了州关税率。1784年，纽约州政府规定，进口货物如果由外国船只运至纽约，将被收取比美国船只运送高出一倍的进口税，并且对外国船只征 收的吨位税也比美国船只高(参考西蒙·杜克:《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1960年纽约20世纪基金出版公司)。
随后，贸易保护从州政府上升 到联邦政府层面。在1789年修改《邦联条例》的立宪斗争中，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积极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立国之时，实行的外贸政策就是贸易保 护政策以保存本国市场。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有权课征直接税、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并且“一切关税、输入税、货物税应全国统一，任何一州，未经国会同 意，不得对进口或出口货源征收任何输入税和关税”，国会“对于任何一州输出的货物，不得课税或征收关税”。约翰·杰伊这样写道：“由于我们和英法是……竞 争者，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是……竞争者，由于我们发展着和俄国与中国的贸易，由于我们发展着自己的经济，因而我们需要一个政府，它能按全国一致的政策原则行 事，对这些活动进行保护。”(参见《联邦党人文集》，1982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在汉密尔顿的支持下，1789年国会通过了提高联邦政 府财政收入和保护美国工业的关税法。1791年，汉密尔顿又向国会提交了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建议政府用政府信用贷款为私营企业提供启始资本，保 护新兴工业，限制重要原料的出口;补贴日用品生产企业，对极端必须的原料实行免税。不过，由于当时美国政治主要由主张自由贸易的南方大农场主把持，因而该 报告很快便被束之高阁。但是，1807年的《禁运法案》以及随之爆发的英美战争成为转折点。禁运和战争导致对外贸易中断，资本家不得不将资金投资于国内工 业，美国民族工业得以发展(参考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816年,麦迪逊总统使国会通过了进一步 提高关税的法令。自此，美国无法在工业品方面继续依赖欧洲，从前全部依赖进口的棉毛纺织、金属(铁)、玻璃、五金等产品需自给自足——这是美国实现工业化 的第一阶段——进口代替阶段。对外贸易受限，等同于阻碍了本国资金外流，促使资本大部分转入工业，为工业革命进行资本积累。
联邦政府在全国 范围内掌握并统一了关税决定权，扩大对外贸易、实行贸易保护的需求表现在针对性提高征收进口产品关税上。美国从建国到19世纪20年代的全面贸易保护主 义，是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保护民族工业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必经之路，帮助了美国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进行所必需的资本积累。正是这一时期的 贸易保护主义，促使和推动了美国工业化的进程。
然而在1815年前后，美国南北方不同的经济势力逐步展现出区域差异，双方矛盾的焦点很大程度集中在外贸政策，尤其是关税税率上。
19 世纪20年代起，南北方的经济矛盾令国会几次在是否提高关税的问题上反复。1828年通过的提高关税的法令是美国南北内战之前的最高税率，被南部奴隶主称 为“可憎的关税”。在南方的竭力反对之下，为了化解联邦破裂的危机，国会于1833年通过了一个折衷的关税法，规定在其后的九年内逐步降低关税。1842 年，在代表工商业利益的辉格党人的努力下关税再度提高。但为时不久，民主党人于1846年提出了沃克关税法案，使税率重新降低。(参见Frank William Taussig,《The 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
一直到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社会矛盾加剧，外贸政策在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满足南部奴隶种植园经济的自由贸易政策之间摇摆。
从内战到罗斯福新政：全面贸易保护向自由贸易过渡
从南北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外贸政策也经历了一次从全面贸易保护主义过渡到自由贸易的过程。
1912 年4月民主党人威尔逊总统发表了一份关税咨文，这是美国政府外贸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他指出：“我们建起了一套特权和免除竞争的权利，任何哪怕带有一点类似 特权或任何人为利益的事物都必须废除……我们最好而且也必须从关税着手”(参考拉·费里斯：《美国历史文献集》，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然而，在国会随后 通过的安得伍德关税法中，大部分减免的项目都是在国际市场中占有领先地位的产业。安得伍德关税法还授权财政部长对外国在津贴下生产的、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征 收更多的关税——这成为后世进口国诉诸反倾销调查的法律依据。同时,它还赋予总统谈判互惠协定的权力，这为后来罗斯福总统在新政中牢牢掌握管理外贸的权力 提供了法律保障。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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