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英国的世界霸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正式被美国取代的，但大英帝国的衰落却早已露出端倪。
（一）维多利亚盛世中的阴影
1837年，女王维多利亚登基时，年仅18岁，但年轻的新女王在继位之前的日记中写道：“既然上帝把我置于这个国家的王位上，我将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尚年轻，可能在许多方面缺乏经验，但我肯定，几乎无人像我这样怀着为国为民的良好意愿和真切希望。”女王坚决地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她在其一生中模范地履行了立宪君主的职责，因此深受国民的爱戴；她还是那个时代道德风尚的典范，她是贤妻，又是良母，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也是优秀的家庭主妇。她自己生活严谨，工作刻苦，对别人又充满责任感。在许多国人眼中，她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她漫长的64年在位时期则是英国繁荣昌盛的顶峰。创造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给予她的盛誉，并不是因为她做出了多么轰动的事业，而恰恰在于她什么都不做，完全恪守立宪君主的本分，成为她那个时代君主的典范。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进入强盛的巅峰。当时，英国工业生产能力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额。英国的富庶给世界带来极大的震撼。 1851年，一个法国人参加了在水晶宫举办的博览会后讲道：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国家却成功养活了它的人民；而法国，一个民主的国家，却只会为贵族进行生产。所以，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人完全有资格得意于自己无可匹敌的地位：“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其他国家迎头赶上，英国逐渐丧失了独霸全球工业的地位，其中以美国和德国尤为突出。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在1880 年至1890年的10年间，英国年增长率是2.2%，德国是2.9%，美国是4.1%。1890年至1900年这10年英国是3.4%，德国也是 3.4%，美国是3.8%。但1900年至1913年，英国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5%，德国却增长3.0%，美国增长了3.9%。1880年，全世界制造品出口总额中40%以上是英国的，到了1913年，英国、德国和美国三个国家在制造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变成了29.9%、26.4%和12.6%，英国的下滑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这些数据显示的只是相对下滑，从绝对数字上看，英国仍保有世界最富有国家的地位。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能享受这种富庶。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极为不均，贫富对比悬殊。一方面，贵族们占据着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过着宫殿式的庄园生活；另一方面，处于底层的农民住着破败的茅屋草舍，为温饱而奔波。一方面，是工厂主对舒适生活的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在绝望中的挣扎。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天堂与地狱竟然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之中。这一时期英国著名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里曾把英国说成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而曾经让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等，都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毋庸置疑，“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若干年后的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随即发生急剧变化，之前最为先进的政治制度越发变得不合时宜，成为强盛之中的一道不和谐的阴影。以议会选举为例，1715年选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则只占2.5%了。1793年一个由辉格党组成的团体“人民之友会”曾发表过一份报告，说英格兰总共400多个议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来的。选民人数减少最受贵族们的欢迎，因为这样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操纵选举。在18世纪，贿选风气盛行，靠金钱取得议员的身份，又被政府花更多的金钱收买，这就是“腐败的旧制度”。
总之，工业化之后所取得的成绩，让许许多多英国人就此陶醉，沉迷于世界霸主地位的无限自豪中，他们将这一切归功于“光荣革命”以来的优越制度，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制度此时却漏洞百出。他们在制度变革进程中犹豫不前，造成制度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从而对英国强国地位造成损害，成为英国衰落的潜在隐患。实际上，19世纪下半叶，当英国越过强盛的巅峰时，许多英国人才开始反思国家制度，进而开始进行改革调整。虽然调整与改革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清除了许多痼疾，但此时的英国已经积重难返，患上了无法根治的“英国病”，再也无法重振当初大英帝国的雄风。
（二）两次世界大战与帝国地位的丧失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虽然打赢了战争，却失掉了一个帝国的宝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殖民地国家纷纷觉醒，掀起了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要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大英帝国殖民体系行将分崩离析。工党政府（1945年至1951年）击败丘吉尔上台后，一度计划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殖民部大楼以显示英国的高贵。但此时的英国再也不是之前的大英帝国，等到他们将殖民部大楼建成时，受他们控制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建楼计划被迫流产。在两次世界大战短短20年里，曾经拥有50多个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所能控制的范围只限于几个殖民地岛屿了。英国殖民地脱离“母国”的运动集中发生在两个时期，即1946年至 1951年，1956年至1965年。在第一个时期，首先是约旦、叙利亚的自治（1946年），其次是印巴分治（1947年），最后是缅甸、锡兰（1948年）和利比亚（1951年）的独立。第二个时期，首先是英国从苏丹撤军（1956年），其次是马来亚和加纳的独立（1957年）。后来解密的官方档案材料显示，英国政府官员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大英帝国解体的速度会如此之快，他们将英属殖民地划为三类：第一类包括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及中非、马来亚和西印度群岛等3个联邦。报告认为这些地区将在未来10到20年内独立。第二类为政治发展不确定即前途不明朗的，包括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和塞拉利昂4 个殖民地。第三类为小领地，包括塞浦路斯、索马里、香港等21个地区，报告宣称这些是“永远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独立的”。然而，民族独立运动发展之快是伦敦的政治家所始料不及的。在十多年中，上述30个地区即有20个相继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的英属非洲殖民地都先后获得独立。
“二战”后英、法等殖民大国争先恐后地从各殖民地撤退的政治风景充满讽刺意味，甚至“有时欧洲国家比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领袖更急于尽早给予殖民地独立”，相比于19世纪英法等列强掀起的瓜分世界的狂热，人们可以用匪夷所思来形容他们的如此举动。英国政治家罗贝尔·科纳万在总结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的特征时曾谈道：“英国从非洲撤退具有’连击’（即一个接一个解决）的特征。”英国前殖民大臣李特尔顿也曾将他们的政策描述为“纯粹的机会主义”。英国的确遵循了两个原则制定非殖民化政策：第一是循序渐进的原则，第二采用不同的政策解决不同殖民地的问题。而当面对亚非拉各殖民地国家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曾经的大英帝国不得不放弃自己之前的原则，迅速从殖民地抽身出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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