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老人政治和特权,笑话钟爱的题材
新闻报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部长会议沉痛宣告: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在长期患重病之后没有苏醒过来,但是目前仍在工作。”
苏斯洛夫临终前,政治局委员围在他的床边。他们在等着医生宣布苏斯洛夫死亡。沉默良久之后,医生终于开口说:“没有办法啊,没有人能顶得住。我们主要敌人就是老年化。”“不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主要敌人是缺乏自律。大家看看,我们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但苏斯洛夫居然还没有来!”
1981年3月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了14 名政治局委员,其中只有两人年纪在60 岁以下,70岁以上的竟有8人,占一半以上。除此之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平均年龄也达到了67岁,部长会议领导层的平均年龄也高达到了68. 1岁。就是这么一帮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牢牢把持住了苏联政坛。这些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现实世界,面对苏联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他们既没有精力,更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对苏联政坛上这种死气沉沉的“老人政治”,人民都看在眼里,社会上开始大量流传着讽刺勃列日涅夫老糊涂的笑话,然而更加可悲的是,现实比笑话还要可笑:晚年的勃列日涅夫在某次主持召开阿塞拜疆党代会时,由于秘书疏忽给错了讲稿,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毫无察觉地拿着错误讲稿念了整整两页。这时,惊慌失措的秘书才匆匆忙忙给他换了正确讲稿,而勃列日涅夫只是嘟哝着:“同志们,这不是我的错,让我们从头来过。”就又从头念起。
老人政治的根源来自干部任命终身制,而干部任命终身制又来源于勃列日涅夫的上台。他是在党政官僚阶层的支持下,通过“宫廷政变”将赫鲁晓夫赶下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与各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达成默契:各部门和地方干部支持勃列日涅夫把持总书记的宝座,而他则从制度上保证他们的特权和终身制。而随着时间演化,苏联逐渐形成了一个脱离普通群众的“特权阶级”,更可怕的是,这些人还建立一个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使得自己特权得以继承,形成了一种“特权继承制”!对此,苏联人民辛辣地讽刺道:
一位老将军和他的孙子正在散步。“爷爷,我长大之后能当上将军吗?”“当然能!”“那我能当上元帅吗?”“那不能,元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孙子啊。”
面对这些不满和愤怒,苏共高层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根源,而是出于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角度,大肆加强了对思想方面的限制和管控,妄图用国家力量去压制。而这个任务被交给了他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机关——克格勃,事实证明,即便是这种糟践自己名声的任务,克格勃也完成得很好,生生地让自己从一个威震敌胆的机关,变成了人人厌恶的思想警察,被勃列日涅夫集团拖到了泥潭之中,成为政治笑话的主角。
3、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广大民众中间形成了“厨房政治”,就是在公用厨房中和亲密的朋友讨论一些敏感话题,发泄对苏共特权阶层的不满。每当大家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就会抬头望着厨房电灯:“那个,少校同志,您还在听吗?”
在莫斯科的地铁上,突然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同志,请问您在克格勃里工作吗?”“没有。”“那您有亲戚在克格勃工作吗?”“没有。”“那您有朋友在克格勃工作吗?”“也没有。”“那你赶紧给我把脚挪开,你踩着我了!”
1966年9月15日,苏共政治局通过决议,对刑法第190条作了几项增补:
以口头形式散布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明显谎言,以及书面形式创作同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劳动营改造一年,或处以100 卢布的罚款; ……对组织和参加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进行惩处。
到底什么算是明显谎言?什么算是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这件事情,本人说了不算;律师说了不算;甚至连法官说了也不算,苏共中央把解释权交给了自己最宝贝的机关——克格勃,让他们随心所欲解释法律。1967年5月19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在他的主持下,克格勃成立一个专门局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第五局。
一开始,第五局只有六个处,第一处负责文化交流渠道;第二处负责针对国外,反和平演变;第三处负责大学生工作;第四处负责宗教界工作;第五处负责侦查“反苏”作品和传单;第六处负责理论研究。随着克格勃对苏联社会生活干涉的深入,这个局迅速扩大,到1982年已经扩充到15个处共2.5万名工作人员,负责监视艺术、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宗教等所有人们能想到的和意识形态沾边的领域。这个局的工作“卓有成效”,仅1967到1970年,就有2456人根据第五局提供的黑材料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以反苏宣传和鼓动罪被判刑的有281人。而这些人可能仅仅是因为收听了国外电台,然后在公开场合一不留神把听到的内容当奇闻逸事给讲了出来而已(库布拉诺夫案,因定期收听并转述“以色列之声”“美国之音”内容,被判刑两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