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俄罗斯抹杀的历史:是中国人给了海参崴一切(图)

　　1922年10月，苏维埃政权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站稳脚跟后，坚决地与“人民的鸦片”——宗教做斗争，中国人过年的习俗也被当作宗教和“过去的残余”而遭禁止，他们的安定日子不再。苏俄当局对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一次次进行搜查。1920-1930年代，符拉迪沃斯托克州党报《红旗报》连篇累牍地报道苏联民警破获中国人从事不法活动的消息。从1930年代起，随着欧洲德国法西斯势力的掌权，远东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三省扶植清朝末代逊位皇帝溥仪建立所谓的“满洲国”，对苏联蠢蠢欲动。海参崴的中国人的日子更加艰辛。1936年6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取缔中国人集中居住的“百万庄”问题。1937年，苏联开始了席卷全国的大清洗运动，许多反对派势力和无辜民众被作为“人民公敌”而镇压，中国人也成为被殃及的池鱼。海参崴地方当局向苏共中央连发几份绝密电报，汇报取缔的进展情况，提出应对中国抗议海参崴当局欺凌中国人的对策，并且以罗织的中国人为日本人当间谍并潜伏下来的罪名，对海参崴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驱逐。于是，到1938年底，10万左右的中国人，像潮水一样从海参崴退得无影无踪。而整个远东30多万人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多年以来，这段历史一直被尘封起来，没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和梳理。两名俄罗斯作者德米特里·А.安洽和涅丽·米兹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国人在海参崴活动的档案事实资料，成就了这本《中国人在海参崴》。

　　“我们尝试描述从1870年代初到1930年代末中国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生活的一些方面，希望能够客观地呈现中国人为海参崴开发和发展所做的贡献。”

　　众所周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曾是继俄罗斯居民之外在当地人数最多，对此官方统计数字已经做出证明。中国人在城市生活的许多领域都起了关键作用。在整个帝国政权期间和苏联时代初期，中国劳动力被广泛利用，直到1938年中国人被大规模驱逐。许多最重要的国家项目的实施常常取决于中国劳动力的参与，而这些项目不但巩固了俄罗斯在东部边疆的实力，而且足以改变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

　　1897年，Д.И.施罗德在其题为《我们的远东》的著作中写道：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街上，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川流不息。中国人特别多，与天朝帝国的子民们相比，俄罗斯人很少，或者几乎看不到。

　　他们留着几乎拖到地上的长长的辫子，黄色的牛皮纸色的脸——大量吸食鸦片和营养不良的后果，狡黠的斜眼，穿着独特的衣服——一半像是女士的短上衣，另一半像是儿童的轻薄灯笼裤。他们踩着软鞋，步伐悄无声息，怯生生的声音，说话低眉顺眼，这就是对乌苏里中国人的第一印象，他们以当地人所称的‘满洲人’而闻名。

　　关于“满洲人”的这种描述几乎成为陈词滥调，在每部谈到中国人的出版物中都会遇到。而在施罗德的这本书中，关于中国人的其他表述则被引用甚少，例如：

　　就在我最初到达我国太平洋边区的那些日子里，我就听到当地居民描述中国人对于这个年轻的刚开始移民的城市的重要角色和意义的一句话：没有满洲人，我们就会饿死。近距离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条件后，我确信无疑，这句话实际上没有任何夸大的成分。满洲人绝对是欧洲人还能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没有他们，欧洲人就会没有吃的、喝的和烧的，这是人类生存所最必要和最起码的物品。没有满洲人，欧洲殖民者在这里就会寸步难行。无论你需要建房子还是为菜园掘土，或者你需要仆人、肉和蔬菜，需要粗工或承包人，所有这一切，你都应该找中国人：他是佣人（当地人称仆人），他也是手工匠，他还是园艺工，同时是卖肉工，是经纪人，是承包人，是小货郎，是农民工，一句话，他们可以干任何活计。劳动和地方工业的所有领域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亚洲“色调”正是由中国人构成的，他们给从俄国西部各地区新来的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城市的这个特点对这些新来的人（更不用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土生土长的人了）来说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习惯的和必需的，如果他们要在这个城市里长期居留的话，中国人的存在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

　　A.格里尼奥夫是一位爱刨根问底的年轻人，1910年初担任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建筑管理局的描图员，他的几幅画就是证明。其上司、军事工程师Г.П.扎哈利英中校调到西部工作时，他把自己描绘符拉迪沃斯托克独特生活的几幅速写画赠给了他，上面正是当地中国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