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黑色星期五”震撼了整个世界。从纽约到巴黎，从“9·11”到“11·13”，来自穆斯林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不仅没有随本·拉登的击毙而销声匿迹，反而因IS国的崛起而更加猖獗，日益成为欧洲的内部问题。冷战结束之后，许多人曾经相信历史已经终结，但如今更多的人感到迷茫：这个世界怎么了？
我们请了对这一问题有密切关注和长期思考的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刘擎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郑戈教授，这是他们对话的第二篇。
巴黎“黑色星期五” 图片来源于网络
IS极端组织的出现与民主建制的失败有关
许纪霖：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在阿拉伯的民主之春后，稳定的民主秩序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极端的伊斯兰组织回潮？
民主意味着什么？民主一方面是新的国家制度建构，另外一方面民主也是能量的释放，将原来被专制压抑的各种政治派别、宗教派别、民族派别参与政治的能量都释放出来。假如不能在短期内建立一套大家都遵守的宪政制度，将这些权力都关在笼子里面的话，那么民主化之后，就会形成巨大的破坏性力量。
伊拉克的问题就是这样。伊拉克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长期的矛盾和冲突，在民主化之后激化了。原来在萨达姆时期掌权的逊尼派失势了，相当一部分人参加了IS，以对抗什叶派。叙利亚也是这样，西方扶持各种反对阿萨德专制政权的反对派，结果反对派在前方打仗，后方被一个新崛起的IS占领了。参加IS的这些“圣战者”不得了，他们有信仰，信仰一旦走火入魔的话很可怕，它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政府军、反对派都不是它的对手。现在唯一和IS真正在正面打仗的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因为长期受压迫，所以还有战斗力。
IS极端组织的出现，与民主建制的失败有关。民主假如不能妥善地安置宗教和民族的冲突问题，当专制政权垮台之后，可能会将更邪恶的邪恶力量释放出来。
对政治秩序的思考一直内在于西方政治学的主流传统
刘擎：这个我要说一说。在政治学中，至少有两种理解政体的方式，一种是注重“政体类型”，在当代主要关注政体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还有一种方式着眼于“政体能力”，也就是维护政治秩序的能力和国家治理的能力。所以民主与非民主是一个维度，政治的秩序与无序是一个维度。这里要插一句，现在有中国学者将政治秩序置于优先地位，并且将这种思路视为破除“西方的民主迷思”，其实这个迷思多半是自己造出来。因为对政治秩序和政体能力的思考一直内在于西方政治学的主流传统，与对于政体类型的讨论同样久远，而且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更加主流。相反，对民主问题的讨论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基本上沉寂了十多个世纪，只是到现代才复活了。看看亨廷顿1968年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现在已经成为政治学的经典，就是突出了政治秩序问题。他认为对处在现代化转型的国家而言，“政体能力”比“政体类型”更为重要。福山最近的两卷本新著也有很大的篇幅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讨论政体类型和政体能力并不是什么“西方模式”和“非西方模式”的区别，也不是几位中国学者一下子让人脑洞大开了。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影
民主与秩序的关联是有特定的条件的
就当代政治而言，民主与非民主是一个维度，秩序与无序也是一个维度。一般政治学者都同意，成熟的民主制度会有稳定的政治秩序，但民主与秩序的关联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特定的条件的，这是政治学的常识。违背这种常识，将民主看作无条件的好东西，这才是“民主的迷思”。但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因为批判“民主的迷思”就把它颠倒过来，变成一个“反民主的迷思”，转变为“民主导致混乱，专制建立秩序”的迷思。对此，比较政治学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完全不支持任何一种简单化的对应关系。最近有一个研究综述在微信中也有传播，提供了一些经验案例。比如，卢旺达的种族清洗并不是民主化造成的，而是威权体制下煽动仇恨的产物。再比如，肯尼亚独立后在民主和威权间反复更迭，但在民主时期，总统对自己所在族群的偏袒就会减弱，民主通过对领导人权力的制衡使得公共物品得以在不同族群之间获得更均等的配置，既促进了公平，又降低族群冲突的可能。
对于美国也是如此。通常我们到对美国国际战略有两种指控：一种是说美国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民主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还有一种说，美国实际上根本不管你是不是民主、是不是讲人权，谁有利于它的利益就跟谁勾结。美国支持过的埃及和沙特阿拉伯，按照美国的标准都不是民主政体。但是这两个指控不可能完全同时成立，实际上两种批判都有部分的正确。美国外交的传统一直有理念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紧张。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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