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伊斯兰国”到底想要什么?渴望种族屠杀

　　博休斯来自芝加哥的波兰裔天主教家庭，15年前皈依伊斯兰教。和赛兰托尼奥一样，他说起话来像个老者，对古老的经文滚瓜烂熟，又因求知欲和学识丰富对其笃信不移。他坚信经文是逃脱火狱的唯一途径。我和他在当地的一家咖啡馆见面时，他带着一本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研习著作，还有一本自学用的日语书。他正在准备周五主麻（穆斯林周五中午的礼拜聚会为一周最隆重，称为“主麻”）有关父道的讲经，对象是150个左右信徒。

　　博休斯说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鼓励自己寺中的信徒生活严格清真。但伊斯兰国的崛起迫使他考虑政治问题，这本来对萨拉菲信众来说遥不可及。“他们有关着装和礼拜的说法与我在自己寺中讲的一模一样。但一说到社会动乱，他们的口气就像切·格拉瓦了。”

　　巴格达迪一出现，博休斯就喊出“这不是我的哈里发”的口号。“先知所处的年代是大浴血的时代，”他告诉我，“他知道人们最坏的境况是动荡，特别是在乌玛（穆斯林社会）内部。”因此，博休斯说，萨拉菲信众的正确态度不是煽动不和，宣布其他穆斯林为叛教者。

　　相反地，博休斯与大多数萨拉菲派信众一样，相信穆斯林应远离政治。他们被称为寂静主义萨拉菲派，与伊斯兰国一样，也承认真主的法律唯一，并回避创建政党或投票之类的事务。但他们把古兰经对不和与动荡的厌恶解读成自己可以服从任何领袖，即使对方明显是有罪之人。“先知说过：只要统治者没有明确的卡菲勒（不信道）行为，服从他，”博休斯告诉我，经典的“圣训集”也都警告过不可造成社会动乱。寂静主义萨拉菲信徒决不允许分裂穆斯林——比如用大规模逐出教门的方式。博休斯说，生活中没有拜伊尔（效忠）的确让人无知，或陷入黑暗。但拜伊尔并不是对一个哈里发直接表示效忠，更不是对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它可以，更广义来说，是对宗教性社会契约的效忠，或者是对穆斯林社会的奉献，不用考虑是否在哈里发统治之下。

　　寂静主义萨拉菲信徒认为穆斯林应该将精力放在个人修行上，包括礼拜、仪式、及卫生。这与超正统的犹太教徒类似，后者曾辩论安息日扯断厕所卷纸是否符合犹太教规（这算不算“撕开布匹”？- 译注：撕开布匹属正统犹太教安息日39种禁忌行为之一）。寂静萨拉菲教徒花大量时间确保裤子长度合适，哪些地方的胡子必须修剪整齐，哪些地方必须保持蓬松。他们相信，通过这些挑剔讲究的繁文缛节，真主会眷顾他们，赐予他们力量，保佑他们繁衍壮大，没准还会带来哈里发的崛起。到那时候，穆斯林才展开复仇，是的，就是在大比丘取得光荣的胜利。但博休斯引述一大段某位现代萨拉菲神学家的观点，说如果真主没有表示明确无疑的意愿，不会有正当的哈里发国诞生。

　　伊斯兰国当然认为真主已经选定了巴格达迪。博休斯的反驳已经成了一种侮辱。博休斯讲述先知的同伴阿卜杜拉·伊本·阿巴斯的故事，阿卜杜拉和叛军坐在一起，劝说他们鼓起勇气，作为少数派向多数派承认自己的错误。流血屠杀和分裂乌玛（伊斯兰社会）的异见是不允许的。他说甚至巴格达迪这种建立哈里发国的方式也不符合预期。“哈里发国应该由安拉建立，”他说道，“应该包含麦加麦地那学者的共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ISIS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伊斯兰国非常讨厌这种说法，它的狂热粉丝在推特上对寂静主义萨拉菲教派毫不留情。他们嘲笑它为“月经萨拉菲派”，因为其对女人何时洁净何时不洁的判定十分奇怪，还有一些其他无关紧要的生活细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条禁止女人在木星上骑自行车的教令，”有条推特帖子嘲笑道，“这才是学者们的当务之急，比乌玛国家急得多。”安杰姆·乔达瑞则说篡改真主的法律罪大恶极，应该遭到最激烈的打击，维护真主的唯一，即使激进也没什么不对。

　　博休斯不寻求任何美国官方支持其反对圣战。的确，官方支持只会减弱其公信力。他最多也就是抱怨一下美国政府对他，用他的话来说，“不像个公民”。（他声言政府雇佣密探混进他的清真寺，并且在工作场所骚扰他母亲，询问他是不是潜在的恐怖分子。）

　　尽管如此，他的寂静主义萨拉菲教派是一剂针对巴格达迪式圣战运动的伊斯兰良药。仅从一心想战斗的信仰着手，很难让所有人都停止追随圣战，但如果有人想找一个极端保守又决不妥协的教派，它就是一个选择。它并不是一个温和的伊斯兰教派，大多数穆斯林也认为它极端。但它是那种死抠字眼的人觉得不虚伪的伊斯兰派别，而且细节上依然十分繁琐，因此没有不敬。

　　西方官员也许最好不要涉及任何伊斯兰神学上的争论。巴拉克·奥巴马声称伊斯兰国“不是伊斯兰”的时候，已经滑向塔克菲尔的泥潭——问题在于，他作为穆斯林的儿子却不是穆斯林，这本身就可以被归为叛教。

　　我觉得大多数穆斯林都欣赏奥巴马的观点：总统和他们站在一起，既反对巴格达迪，也反对暗示他们有罪的非穆斯林沙文主义者。多数穆斯林并不愿意加入圣战。那些加入圣战的是因为他们证实了如下疑虑：美国在宗教问题上撒谎，以服务自己的目的。

　　在自己狭隘的神学领域，伊斯兰国精力充沛，创意十足。但在此之外，它枯燥乏味：生活不过是服从、命令和天命。穆萨·赛兰托尼奥与安杰姆·乔达瑞的头脑既可以思考大屠杀和永恒折磨，又可以讨论越南咖啡的特色，或者香甜的点心，而且显然从三者中都能感到愉悦。但在我看来，要同意他们的观点，就得让现世的多姿多彩慢慢消亡，才能达致来世的怪诞绚烂。

　　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带有罪恶感的思维运动，我可以享受与他们相处。乔治·奥威尔1940年三月研读《我的奋斗》时，承认自己“根本无法不喜欢希特勒”；这个人即使自己的目标可鄙可憎，也有一种让人觉得高大上的能力。“他即使是在杀只老鼠，也会让你觉得他是在与猛龙搏斗。”伊斯兰国的斗士们也有类似的诱惑。他们坚信自己所处的斗争，意义远在自己生命之外。只要身处正义一方，无声无息地献出生命，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刻，是一种荣耀和愉悦。

　　奥威尔继续写道：法西斯主义，心理上比任何快乐主义的生命哲学都更加明智……社会主义告诉人们：“我会给你们好时光。”甚至资本主义也是不情不愿地这么说着。但希特勒告诉人们：“我给你们斗争、危险和死亡，”结果整个国家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我们千万不能低估它的吸引力。

　　同样我们也不能低估伊斯兰国的宗教和思想吸引力。伊斯兰国以立即实现预言作为自己的信条，这至少能让我们了解这个对手的精神源泉。它即使身处包围圈，也依然信心昂扬，并且可以庆祝自己接近全军覆没。只要保持对先知榜样的真诚，就会获得上天的援助。意识形态上也许能够劝阻部分人相信这个团体说教的虚假性而放弃追随，军事上也许能够控制它的蔓延。但对于像伊斯兰国这样不受说服教育影响的组织，其他手段也是重要的。这是场持久战，虽然不会持续到永远。

　　（本文原载于美国《大西洋月刊》2015年3月刊，澎湃新闻乔华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