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计划生育”失败了 为什么还有人叫好?(图)

　　有趣的是，虽然在紧张激烈的政治层面计划生育变为了事实上的政治禁区，但是在操作层面，计划生育工作却从来没有停止，只是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印度家庭计划部（Family Planning）”把幌子换成了“印度家庭卫生和福利部（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极具争议的男性输精管切除术也被女性输卵管结扎术所取代。面对世界上最快的人口增长率和最尖锐的资源矛盾，任何负责任的印度官僚（不是政客）都不敢放松计划生育工作，每年大量的资金和政策资源依然从联邦政府源源不断流入地方政府，用于落实计划生育工作。

　　通过建立初级卫生中心（primary health centers）和次中心（subcenters），印度政府将计划生育延伸向农村地区。到1991年，全印度有15万个公共医疗机构提供计生服务，主要是妇女输卵管结扎。除此之外，印度政府还曾推出各种各样的计划生育全国计划：针对产后妇女的《全印度医院产后计划》、针对城市贫民窟妇女的《初级医疗卫生设施再组织计划》，为结扎手术妇女预留床位的特殊住院项目，在农村推广宫内避孕器（IUD）的创新项目等等。然而，由于整体卫生水平和执行能力低下，这些项目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因为种种丑闻而成为众矢之的。例如，2014年在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的一家由废弃医院改建的“绝育营地（sterilisation camp）”就爆出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医疗事故事件，14名妇女在接受绝育手术之后死亡，随后假药、不洁的诊疗设备、缺乏预诊等一些列丑闻浮出水面。

　　由于执行力和政治斗争的因素，印度官方虽然极力推广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但总是难以取得较好效果，可以说印度政府不是没有意愿，而是没有能力。2014 年印度人口已达12亿6700万，且保持1.2%的年均增速。印度人口结构很年轻，2014年印度0-14岁人口占比28.5%，而65岁以上人口占比 5.8%，目前的平均年龄是26岁（注意不是平均寿命）。人口基数大、增速较快再加上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使印度获得了名义上的潜在人口红利——大量年轻人有作为劳动力投入经济生产的潜力。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潜力不能发挥出来就永远只是“潜力”，面对极为有限的工作机会和社会资源，巨量的年轻人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和治安恶化，而这恰恰是许多所谓“人口红利”国家当前最为担忧的问题。对此，一家美国政治风险评估公司甚至设计了一个模型，把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结合年轻人的失业率生成的指数，作为衡量一国政治风险的标准。

　　眼下中国正面临人口增速放缓、结构老化和男女比例失调的严峻挑战，因此很多人乐于顺手援引印度作为积累“人口红利”的正面榜样，但是细看之下这种对比其实是有问题的。印度通过“计划生育”获取人口红利进而获得工业化、现代化资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目前印度大量劳动力仍然集中于生产力低下的农业部门，而服务业也由于工业发展滞后而相对繁荣，因此整体上看印度依然处于前工业时期。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普通人在其他生产要素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靠增加人口数量以扩大生产，因此倾向于生育更多的小孩。但是如果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人们会发现与其增加数量，不如通过提高人口质量促进经济产出，同时也会发现在工业社会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远高于前工业化社会，因此开始倾向于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而不是增加人口数量。

　　由此可见，这种社会经济转型才是决定人口增长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印度目前拥有的“人口红利”源自其不彻底的计划生育事业，不如说来自印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努力的失败。倘若英迪拉·甘地成功实施计划生育，并通过提高“绿色革命”提高的农业积累勒紧裤腰带成功实现基础性的工业化，那么现在印度还需不需要当前的人口红利？

　　透过印度的例子可以看到，“计划生育”政策其实处于一种微妙的悖论中：成功的计划生育有利于工业化，而工业化的成功却又反过来声张“计划生育”的多余；失败的计划生育阻碍了一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而爆炸的人口和失败的工业化又恰恰证明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甚至可以说，成功的计划生育到头来会被认为“多余”，而失败的计划生育被认为“必须”，这也许正是计划生育如此具有争议性的原因。这个悖论有点像伊格尔顿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遭遇，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毁灭，这种危机感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改良，从而延续了生命，避免了毁灭。获得冷战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志得意满，反过来嘲弄马克思是多余的。后生者往往站在历史情境之外看问题，从而得出扭曲的结论。

　　不过有一点可以想象，倘若中国工业之路中途受挫，前工业化社会经济结构老而弥坚，那么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潜力”绝不会亚于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