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庭审间隙，我和同声传译员阿希德先生聊了几句，他名片上标注着“可口译来自所有阿拉伯语国家的阿拉伯语”。
“通过奇亚德的口音，您能判断出他是哪里人么？”
“不行。因为加沙地带和埃及挨着，两个地方的口音区别不大。”
法庭用了两个多小时来辩论被告的身份问题。根据法国法律，奇亚德如果被判刑，服刑后一定会被驱逐出境并终生不得再来法国，但是在他身份不明的情况下，很难将他递解出境。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所有非法移民逃避被遣送的方法，所谓“黑”在巴黎，必须把自己的护照藏起来，出门时绝对不带，以防遇到盘查。无论哪里人，偷渡到法国以后就铁下心，不能轻易被遣送回去，就算吃苦、坐牢也要留下。
阿拉伯人在西欧生活相对容易，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有相当长时间的移民历史。但是，中国人来法国却没那么简单。1990年代初，据说有人真的是“走”过来的——从东北越过中俄边境，然后一站一站的坐长途汽车，横穿整个俄罗斯，接近东欧以后，由当地蛇头带领，徒步翻山越岭继续跨越边境，有些人就在这种长途跋涉中冻饿而死。进入西欧以后，这些人逐渐散落，有的人留在德国、荷兰，有的人走到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2000年以后，这种危险的长途跋涉似乎越来越少。
2008年，我曾在抚顺采访过一些偷渡黑工的家庭，他们说的偷渡方法是：办一张去波兰商务考察的签证，以波兰为跳板前往西欧国家。由于波兰签证并不是“申根”的，他们要被当地黑帮锁进火车的闷罐车厢，一路偷运到法国或是意大利。
2012年，我再次在巴黎走访黑工，询问他们来法国的途径。尽管不再是闷罐车厢的故事，但一路上依旧是糊里糊涂、提心吊胆。一位女士对我说，她们那一批人集体办了东欧一个国家的短期签证，说不上来是哪个国家。一路上有个香港“导游”带队，先是带着他们进入某个东欧国家，装模作样地“考察”几天，再转机到荷兰或是巴黎。一旦进入海关，香港“导游”立即在机场消失，而且并不发还护照。事实上，黑帮蛇头与外交机构在偷渡链条上深度合作，偷渡客一直处于被摆布的境遇。假如没有护照或护照缺页，在法国几乎是寸步难行，无法申请难民身份，也无法在银行开户。
偷渡客到中国驻法使馆申请新护照也不容易，因为中法之间的反偷渡合作，他们在申请过程中要继续受到各种质询，拿到新护照是一个漫长等待的过程。
我试图弄明白受害人胡媛娥是怎么来的法国，但是一无所获。警察对于胡媛娥的描述是：身高1米53，47公斤。法庭传唤一位姓单的证人，她也是一名站街女，听口音来自东北，曾是胡媛娥的同屋室友。黑色皮短裙，黑色毛领子大衣，浓重的口红，修剪整齐的眉毛，紧紧扎起来的马尾辫，单女士似乎想让自己显得年轻一些，实际上没有丝毫的青春气息，反而是一种僵硬的神态。
单女士说，自己跟死者根本不熟悉，平时很少聊天。面对法官的所有问题，单女士几乎都回答说记不清或不知道。语气之坚决，像是在宣称：你们休想把我拖进这个案子。即便这样，单女士能够出庭作证也实属难得了。法官试图联系更多的证人，这些人不是手机换号联系不上就是一口回绝。
左图：巴黎美丽城街头， 一位站街女站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她把脸深埋，不希望任何人打扰
右上：“荷花巴士”每周都在站街女聚集街区派发安全套。车子一般停在稍微偏僻的小街里，以免引发附近居民抗议。
右下：一位性工作者在车内领取安全套。（周兴/图）
胡媛娥还有个女儿，今年28岁，2012年的时候曾经短暂来到法国办理丧事。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这位女儿与胡媛娥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解放报》称，胡媛娥是福州附近的农民，2012年年初来到法国，到达一星期以后才打电话给女儿，说自己已经出国了。这样的母子关系在性工作者中比较常见，一方面，她们都说自己卖淫是为了给孩子赚学费或是买房子，但孩子跟他们又似乎没什么感情。
2013年，我曾写过一篇中国性工作者首次在巴黎参加游行的文章，贴到了豆瓣网上，很快就有人发来“豆邮”，说自己的母亲应该就在巴黎从事性服务，“母亲以前务农，后来就出国了。我小时候对她也没什么印象，她出国以后我们找不到她，只是偶尔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她在当保姆，当制衣工，但是我一点都不信。”
我曾短暂寄居于一个东北黑工租住的公寓，邻居是一对中年情侣，男的在寿司店当厨师，女的当保姆。他们在国内各有家庭，来到法国后同居在一起。每个周末，他们各自抱着笔记本电脑，通过QQ和国内的家人聊个不停，大年三十那天，他们一边包饺子一边和远方的家人聊着春晚的节目。性工作者尽管是偷渡黑工的一部分，情感世界却大不相同，似乎以一种决绝的态度与家人疏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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