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加沙附近的一个小城，父亲是商人，母亲是家庭主妇。”奇亚德像很多生活在巴黎的外国人一样，当谈到自己的家乡时，往往会觉得那个拗口的地名说出来也没人知道，索性以一个广为人知的城市为坐标。
这种“不自信”很快就消失了，他显然为这次陈述做了充足的准备，语气沉着，不紧不慢。看得出来，奇亚德还精心打扮过一番：他的头发黑而浓密，连同鬓角都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眉毛粗重，像是用笔画上去的。橘黄色带有暗格纹路的衬衫，外罩着一件黑色鸡心领羊毛衫，显示出他还有着不错的穿衣品位。这样的陈述很像是法语课上一次轻松的口语练习，但事实上，奇亚德是站在巴黎司法宫的重刑法庭接受审判。两名精壮的宪兵坐在他身后，还有一名阿拉伯语同声传译员坐在一旁，不时地提醒一些法语单词。
“但你持有的是埃及护照。”法官说。
“那是一本假护照，我是巴勒斯坦人。”奇亚德淡定地回答。
审判一开始，就出现了出乎意料的状况。在此之前，无论是警察局的资料 还是法新社的新闻稿里都表明，奇亚德今年26岁，埃及人。根据法新社在11月10日发的每周开庭短讯，奇亚德在2012年8月杀害了一名来自中国福州的卖淫女胡媛娥（音译），经过两年多的调查，他将出庭受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11月10日当天就把这条短讯翻译成中文刊发，巴黎的一些华人媒体随后转载。案件审理了三天，它算得上一条新闻，但并不会引起太多关注，在巴黎，类似的案件时有发生。据统计，从2009年到2014年，这里已经有三名中国性工作者被杀。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4年3月31日，一位55岁姓冯的女人被嫖客杀死在家中。
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事实：一名来自中国的中年妇女，为了生计偷渡到巴黎，语言不通又没什么技能，只好站街从事色情服务。其中有的人遇到了“恶嫖客”，被打、被性侵犯，在发生嫖资纠纷的时候，为了几十欧元，嫖客把站街女杀害——凶手的身份一般也是底层的移民。每起凶杀案都有着类似特征，使得它们看起来都一模一样，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凶手都那么“典型”。
作为世界医生组织的一个下属机构，“荷花巴士”一方面定期给站街女发放安全套和润滑剂，一方面也在做一系列调查。他们的分析表明，来自中国的性工作者平均年龄45岁，主要是东北人，因为“下岗”出来谋生，但是她们既不能融入法国社会，又与在巴黎生活的温州人格格不入，最终从事了性服务。
媒体报道的此类案件都过于“典型”，反而使得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都面目不清。在2014年11月12日，我到司法宫旁听庭审的现场，试图在胡媛娥命案中有自己的发现。
中国籍性工作者游行中，一中年女子故意摆个姿势，手中牌子是法语“尊严”（周兴/图）
“司法宫”在巴黎的西岱岛上，与巴黎圣母院只有步行不到５分钟的距离。其实整个西岱岛就是法国的一个司法“重镇”，大法院，宪兵总队，巴黎警察总局都坐落在这仅有22.5公顷的“寸土”之上。
进入司法宫，现实的戏剧性就摆在眼前，各种冲突汇聚在这个始建于５世纪的超大型宫殿之内。不用任何证件，不用申请或预约，任何人只须通过安检就可以到司法宫里，推开任何一个法庭的门，进去旁听一场公开审理。各色人等混杂其间，披着黑色长袍、昂首阔步的律师，端着相机四下张望的的游客，坐在中庭里歇脚的流浪汉，一边走还在一边大吵大闹的诉讼双方。
在重刑法庭旁听要麻烦一些：旁听者要重新过一遍安检，并把手机关机后上交给宪兵保管。在法国，只有重刑法庭才有陪审团，30多位陪审团候选人的名字被写到“骰子”上，法官通过从一个木盒子里抽取“骰子”来随机组成8人。按程序，被告律师有三次机会否决随机选出的某人，11月12日这天，他拒绝了三位年龄偏大的候选人进入陪审团。直到审判过后我才大概猜出他拒绝的理由：年轻人更容易接受一个彻底颠覆的无罪辩护。
“在巴勒斯坦，我上了一所宗教学校，那里教四五岁小孩读《古兰经》，然后上小学，在我们那儿，很多孩子一边上学一边随大人做生意。12岁那年，有一天我去帮叔叔卖货，回家发现房子被炸成一片废墟，父母和比我大6岁的哥哥都死了，我成了孤儿。一个以色列妇女帮我偷越边境逃到了黎巴嫩，当时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奇亚德不紧不慢地讲述着，讲他在黎巴嫩被一个面包师傅收养，讲他16岁就结婚但不久逃婚，讲他向往欧洲的“和平环境”偷渡到英国继而到了法国，他口中的“身世”虽然简短，却有不少生活细节，甚至包含了很多国际政治、宗教的背景。
法官并不认可他的讲述，“你的手机通讯记录显示，你有80个打往埃及的电话。你怎么解释？”奇亚德不作声。
“另外，尽管目前找到你的护照只是个复印件，但是埃及大使馆证实上面的信息都是真实的。”法官继续说道。
奇亚德坚称自己就是巴勒斯坦人。在法国，“巴勒斯坦难民”可以博取同情，可以触及这个国家的政治正确，何况还有苦难的童年故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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