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放弃美国经济领导权的是国会
支撑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国际体制安排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1944）；随之而来的马歇尔计划（1947），为不少穷国提供了慷慨的发展援助；美元的全球统治地位；还有通过关贸总协定及世贸组织来分享繁荣的贸易与投资体系。任何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敌人必须动摇上述体制。而这一切恰恰正在发生。
美元的卓越地位来自于美元市场的出色流动性，同时也在于对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信心，相信这两家机构能够在危机时刻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尽管美元地位已经有所下降，但仍然大大超越所有的其他方案。不过，对美国将会在危机时刻提供援助的信念却早已破碎，尤其是在亚洲。在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中，美国曾动用起汇率稳定基金以避免墨西哥主权货币危机转化成为真正的灾难。尽管对墨西哥的干预并没有让美国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国会却禁止在此后再度进行类似干预。
于是，在1997年当亚洲金融风暴在泰国开始发端的时候，美国因此便袖手旁观了，而不少美国最强大的亚洲盟友都深刻感受到了什么是被抛弃的滋味。IMF的惩罚性措施摧毁了泰国经济还瘫痪了印尼的银行体系。先行于亚投行争议的倒是日本，该国曾提请建立一项复苏基金，然而美国却坚持要求日本放弃这一诉求，因为美国担心这项复苏基金会在未来与IMF相互竞争。因此，在亚洲国家的眼中，美国才是IMF灾难性政策的罪魁祸首；对美国一手造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怀疑也在不断持续。
国会所施加的关键性限制依旧如是。就在本文写就的时刻，美国已运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只有区区5项，总额333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却拥有28项，总计4990亿美元。
就在美国政府始终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同时，国会却不断地破坏这一体系。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草创之初，这两大机制根据其所可以调动资源的规模及其治理结构，是为全世界设计的。此后，为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两党总统持续地向这一体系提供支持。然而，自2009年始，国会终于放弃了这一两党长久以来秉持的共识。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
对上述共识的排斥，直接导致了有关中国建立亚投行一事上的争议。亚投行并不听命于华盛顿，其关注的是十年内总规模高达8万亿美元的巨额投资。世界银行（2230亿美元）与亚洲开发银行（1680亿美元）加起来的投资规模才只有区区的3910亿美元。中国，乃至美国的所有盟友，甚至连美国政府自己都要求增加投资规模，然而却屡屡在国会这里受阻。中国希望能够加强国际间的投资机制，而美国国会却总是从中作梗。
尽管旧有的国际投资体制停滞不前，然而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向海外投放了1900亿美元的贷款；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初始资本为500亿美元，但随后又追加了1000亿美元；丝路基金的规模为620亿美元，而亚投行为1000亿美元。上述新生的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成为老旧布雷顿森林体系上的巨大阴影。鉴于这些投资额度规模巨大，美国拒绝向既有机制注资的决定，将注定使其丧失领导地位。
拒绝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一问题上。多年来，为了适应新变化的形势，国际社会要求进行全球治理改革的呼声不断，而这一声音恰恰来主要来自美国盟友，同时也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只不过，拒绝改革的仍然是美国国会。
摆在美国面前的选项有三：对既有国际治理体系进行足够的改进以便能够使之向世界提供必要的领导力；放弃既有体系并对新机制表现出欢迎态度；最后一种，既不对现有体制进行改进，也反对新体制的形成。前两种选项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让美国仍然保持为全球经济重要的领导力量，只不过相较而言，其他国家将获得更大影响力。不过，荒谬的是，国会所作出的第三种选择将会使得新体制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将借助这些新体制也同样获得全球的主导地位。
此外，奥巴马政府反对亚投行的有一项重要理由在于，政府不相信中国可以为亚投行提供高水准的管理，而这一论断却是根本站不住脚。一些不那么客气的观察家甚至认为，亚投行的管理水平将会超越布雷顿森林体系所造就的那些机构（世行、IMF等），这是因为亚投行正当地体现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在推广“绿色”金融结构方面遥遥领先，这还是因为世界银行已经僵化，不再能够以合理的代价在合理的时间内做出决定。在单边借出6000亿美元贷款后，基于一种多边机制的投资将会变得更有效，而这是中国决定建立亚投行的原因。这一决定恰恰与美国利益高度一致，并且受到了欧洲人的普遍支持；他们普遍认为亚投行恰恰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
去年年末，亚投行正式举行签字仪式，首任行长为金立群
国际金融危机在多个层面上损害了美国的经济领导力。正如一位中国最受尊敬的银行业改革者向笔者透露的那样：“我们经常发现，我们的（美国）老师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贸易融资遭遇了严重的奔溃——而这对亚洲贸易导向的经济结构而言，后果极其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在这一背景下，亚洲各家银行，特别是中国的银行，将会选择止损，而这并不奇怪。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业领袖（由美国人与欧洲人所主导的）已经就新的银行资本标准达成共识，这是因为就在短短的一年内，贸易信用以抵押货品的方式来获得流动性。这些标准让贸易融资相对而言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并因此导致资本持续向非西方银行流动。这一形势变化为五年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情景搭建了舞台：人民币如今已经超越欧元成为第二大最为重要的结算货币。
全球金融危机和量化宽松现在已经造就了减少对美元体系依赖的氛围。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俄罗斯都在呼吁为国际货币体系寻找新出路；即便这些国家愿意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然而所遭遇过的苦痛促使他们发出这样的声音。正当美国抱怨10年内损失了300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同时——主要却是由于自动控制的发展——全球金融危机却让中国在一座城市里付出的代价就比这300万个就业机会要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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