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女子在德国难民营生下女儿取名“默克尔”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德国人更容易对难民“感同身受”。

　　二战结束后，超过1000万德国人被苏军逐出原东普鲁士地区。他们从康德和叔本华的故乡，向西流浪到“陌生的祖国”。

　　“一大部分德国人在二战之后，也是难民。”博世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纪韶融（OliverRadtke）对本报记者表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又接受了其他国家的移民，差不多有120万人，他们被称为外来工人（guestworker）。”

　　这些来自土耳其、葡萄牙、希腊等国的外来工人，弥补了德国因战争导致的劳动力缺乏问题，为西德经济起飞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统一的德国又在上世纪90年代接纳了许多前南斯拉夫地区的难民。

　　纪韶融认为，正是因为德国社会拥有对难民身份的“集体记忆”，才促使人们更容易接纳难民。

　　第三个原因，则是德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条件帮助难民。

　　“德国是欧盟内最富裕的国家。”纪韶融对记者表示，“富裕带来责任，这个责任，德国政府和国民很愿意承担。”

　　“德国是欧盟内最强大的经济体，世界都在关注德国如何应对移民危机。”帕斯古沃说。还有媒体观察人士对记者表示，德国拥有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完善的难民接收程序和丰富的难民接收经验，如果德国不做出表率，欧盟将止步不前。

　　“同时，德国又面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大难题。”帕斯古沃认为，“接纳移民理论上将缓解这一难题。”

　　欧洲领袖地位的试金石

　　原属东德的图林根州埃尔福特 市，如今每周都要迎来300个移民。

　　这是一座仿佛凝固在中世纪的童话般小镇，无数的教堂尖顶，诉说着这里曾是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修行之地的历史。

　　如今，大量穆斯林移民的到来，引发了一些当地人对于文化冲突的担忧。更有甚者，原东德地区这些年来出现了一批新纳粹分子，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名，行排外、反移民、反欧洲一体化之实，最近还操纵了几起针对移民的纵火案。

　　“新纳粹主要来自原东德（地区），有些地区经济情况比较差，年轻人下岗率非常高，此外煤矿产业转型后的鲁尔区（德国曾经的工业重镇）也有类似的问题。新纳粹的某些口号迎合了他们的心理。”纪韶融说，“但99%以上的德国人，都对这些新纳粹的行为表示反对。”

　　当一批新纳粹分子本月前往汉堡游行时，民众与警察将他们堵在了火车站。见没法出站后，他们只好坐上火车去另一个地方。

　　许多德国学者告诉记者，这仍是一个有着历史负罪感的国家，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人都以身为德国人为耻，教科书里不厌其烦地数落着自己的罪行。

　　“多年来，德国人绝不愿意在公开场合挥舞国旗，也不愿意谈及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纪韶融说，直到2006年德国世界杯时，当人们看到德国国旗漫天飞扬，纷纷为主场作战的德国队助威，外国人的口中也不时冒出“你们德国很不错”的字眼，才让德国人终于不用忌讳大声谈及自己的国家。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评论道，70年了，德国人一直在为过去的罪行赎罪，渴望一个正面的形象。55岁的美籍德国人卡斯特罗（AbelCastro）告诉记者，德国社会对难民的态度，可能还与对二战的负罪感有关，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没有必要了。

　　随着经济实力的一枝独秀，以及在欧元危机中日益凸显的领导力，柏林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欧洲的中心。但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一直很小，正如帕斯古沃所言：“如今我们的总理敢对别人说非常强硬的话，这也许是一种我们不太习惯的情况。”

　　事实上，尽管已被全世界视作欧盟领袖，但德国人仍纠结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对领袖地位有所迟疑。但此次难民危机，可能为德国的全方位“转正”提供了一次良机：因为这一次，德国展示的不是经济的力量，而是道德的力量。

　　德国时政观察家美瑞茨（AnnettMeiritz）在一篇名为《德国是如何成为欧洲道德领袖的》一文中称，德国已经决定承担难民危机中的领袖职责，希望为其他国家树立道德榜样，并施压欧盟其他国家接受难民配额。她甚至把德国的努力，与试图修复希腊危机后千疮百孔的欧盟联系了起来。

　　在埃尔福特市，更多的当地人都选择了同情移民的立场，不理会文化冲突的说法。在本报记者探访的柏林难民安置点中，基督教和犹太教的音乐会，已成为最受穆斯林移民欢迎的节目之一。在下萨克森州的一处难民安置点，欧菲莉娅·阿德（OphelyaAde）刚刚生下了一个女儿，并把她起名为安吉拉·默克尔·阿德（AngelaMerkelAde）。

　　纪韶融说，德国早就已经成为了领袖国家，只是德国人自己还没习惯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