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引发中国思考(组图)

　　科普是一条任重道远的路

　　汤姆斯河的污染调查耗资上千万美元、耗时近6年。那么，在污染与疾病的关系没有得到定论前，我们能做什么？丹·费金认为，首先需要一个严谨、专业、独立的调查，获得第一手的真实数据；同时，居民自发的表达也很重要。他强调，在对大型企业的监管上，当地政府一般比较无力——这一点美国和中国是相似的，所以需要“国家层面的专家调查和监管”。

　　本书译者、天津理工大学环境生物学专业副教授王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正如丹·费金所说，人们对美国环保局有两个误解：一个认为它负责检验检测，一个认为它执法能力很强。事实上，美国环保局需要监督几十万家污染企业，员工数却从来没超过1.8万人，而与执法相关的更是不到1800人，很多检验都是外包的。中国环保局的情况也相似。”

　　在王雯看来，科普是另一条任重道远的路。王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本书写得非常严谨，下的结论非常谨慎。当你被‘癌症村’的标题吸引，会想去印证一种想法——污染必然导致癌症。而当你认真读完此书会发现，经过科学家严谨的研究，最终只证实了儿童白血病的高发与污染的相关性，而其他癌症与污染的关系没有得到证实。”

　　“在这一点上，美国老百姓和中国老百姓其实是一样的。”王雯说，“看到很多人得癌症，就会认为和环境污染是密切的因果关系。但其实癌症高发有很多原因，环境污染这样单一因素的因果关系很难建立。比如寿命就是一个重要原因，现代人普遍寿命较长，而80岁的癌症发病率必然比50岁高，就显得整体发病率高。”

　　王雯是国内著名科学传播团体“科学松鼠会”的成员，在做科普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种无奈的情况：如果对方已经认定一个观点，比如核电站、PX工厂运行起来有很大风险，那么就算你列出了很多科学的数据，对方也不会相信。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王雯认为，是人们在受教育过程中，缺乏科学的认知方式，习惯接受权威给出的标准答案，没有自己的思考过程。“在他们心中，必然有一个权威、一个愿意相信的立场。可惜这个权威未必是该领域真正的专家，倒很可能是电视台养生节目主持人之类的角色。”王雯说。

　　汤姆斯河一案“过去了”，但它“没有解决”

　　1967年，汤姆斯河的化工厂和当地水务公司曾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化工厂同意赔付水务公司4.5万美元，作为给居民生活用水中加氯（能消除水的异味）的费用，而水务公司不再追究责任。

　　丹·费金指出，直到现在，环境执法仍然基本靠自发的报告和协商。这带来的结果是，对工厂来说，因为执法依赖于自行报告，他们对于是否遵守规则的判断就成了商业计算：被发现的风险有多大？支付罚款是否比一开始就遵守规则更廉价？很多人得出明确结论：“遵纪守法不划算。”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而言，污染和疾病并不被那么重视，因为还有更加迫切的社会问题，如，饥饿、无家可归、失业、犯罪。

　　现在，汤姆斯河的每个人都和癌症集群说再见了。丹·费金说：“汤姆斯河一案‘过去了’，但‘没有解决’。”

　　1996年，汤姆斯河的化工厂关闭，1997年，瑞士总部就把化工生产迁移到了中国和印度。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产品生产国和使用国。 1996~2010年，中国的苯、乙烯和硫酸的产量翻了两番。巴斯夫，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在中国有7000名员工和40家工厂；陶氏化学，在中国有 4000名员工和20家工厂。

　　“癌症村”的称谓如今在中国的新闻中并不罕见。本报今年5月13日就曾报道，浙江绍兴的三江村就因周边重污染企业众多，而被贴上了“癌症村”的标签。 2007年，费金来到中国重庆采访，在重庆儿童医院看到了儿童癌症的阴云。一名医生告诉他：“我们收治了很多工厂工人的孩子，会不会是污染造成的呢？我觉得是，但这很难确定。”

　　王雯带来的好消息是：“目前，大型化工厂的生产过程正变得越来越清洁，因为从企业生产角度，技术的进步可以使有毒有害的废料变为可以利用的原料，既降低成本又减少污染。目前，中国的环保部门也在逐步推动对大型化工厂排污的在线实时监控。”

　　丹·费金坦言：“我是在8年前去的重庆、杭州和上海，的确看到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现象。但现状如何，我没有资格评论。我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环境问题感兴趣，也希望能由此带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