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生意人报》下属的《权利》周刊10月13日刊文，分析了中国在如何开展对俄研究，在做出决策时依靠了哪些智力资源。原标题为《来自中国的建议》，以下是全文翻译：
最近几年，中国从俄罗斯方面获得了很多想要的资源，原因不仅仅在于2009年的金融危机或者是乌克兰局势，而是在于中国积累起来的对现代俄罗斯的认知。《权利》杂志调研了中国在培养对俄关系政策方面依靠了哪些智力资源。
“不能忘记苏联教训”
2012年12月，刚在中共第18届代表大会当选为总书记的习近平视察了中国南方。在此次逗留期间他就国内政策做了纲领性讲话，“为什么苏联会解体？为何苏联共产党不复存在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内的理想信仰出现了动摇”——总书记说道，“我们不要忘记苏联的教训。”这段讲话之后在党中央和其他领导中广为流传。
习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认真学习苏联教训以防重蹈苏联的覆辙。很快，党内开始了教育活动，这期间就给官员们放映了关于苏联解体及其原因分析的学习影片（观察者网注：该影片可能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 ，原因在于腐败问题、苏联领导人经济问题上的不胜任以及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中宣部还拿出类似的电影和揭秘文件给官员队伍播放，包括本世纪初在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还有“阿拉伯之春”高潮的纪录片。这些电影的基调都取决于中国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
早在苏联的最后几年，中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苏联问题研究，欧洲的“天鹅绒革命”之后这种研究仍在继续。当时在美国和欧洲冷战结束后研究俄罗斯的经费都被缩减了，辞退了一些不必要的苏联问题专家，而中国共产党则开始大量拨款来研究前苏联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冯玉军告诉《权利》杂志，“苏联解体后中国对俄罗斯的兴趣和研究投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最开始主要的精力是研究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原因，并寻找矫正办法。成果就是中国在1992年进行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经过20年后，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中国用“后苏联专家流派”来建造同新俄罗斯的战略关系。
“党的领导人说，不需要俄语了”
早在封建王朝时期，中国就出现了第一批研究俄罗斯的专家，之后20世纪20年代，随着共产国际的活动以及很多后来共产党领导人在莫斯科留学，对俄研究进一步加深。然而真正大规模地进行对俄研究是在1949年成立新中国之后，20世纪50年代，有上千名中国学生到苏联学习，同时大量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像“老大哥”一样帮助新中国打好经济基础。
“20世纪60年代之后赫鲁晓夫召回苏联专家，在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学者开始锐减。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交恶，学习俄语目的成了“备战备荒”。在中学的俄语教材里面，会有这样的例句——“缴枪投降！”“站住！”北京外国语大学71岁的教授李英年回忆道，她是共产党的一位创建者李立三和李莎的女儿。
“80年代对于整个俄罗斯研究专家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些党的领导人说——我们不需要俄语了，我们只需要英语，”李英男说道。此后苏联的解体更是让中国的很多人惊慌，大家认为研究俄语没有必要了。
“再之后，由于大量的跨边境贸易活动，一下子产生了大量俄语翻译的需求。从90年代起，全国范围内学俄语人数就开始了稳定的增长，高校扩大了学俄语人才的招生。”
到90年代末全中国有70家左右的大学教俄语。而根据教育部最新的数据，目前共有137家大学有“俄语和俄罗斯文学”专业，学俄语的大学生超过了2万人。
“不仅是变成了订货人”
苏联解体后中国对俄的了解需求明显发生变化。“如果说之前是党、政府部门对俄研究有需求，如今就是社会团体由于商品流转而对俄罗斯现状产生研究需求。”中国石油大学能源战略中心的刘健说道，“改变的不仅仅是角色，还有实际的性质。如果说之前专家主要就俄罗斯的国内国际政策、军事战略问题以及文化和历史进行研究，那么从2000年起就开始积极地研究俄罗斯经济、能源、财政所有值得实践的问题。”
中国专家称，除了之前一样主要的需求还是来自权力部门，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组对对外政策的研究，这些需求来自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机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安全部等部门。除此以外，更主要的是经济部门的需求：国家发改委调控宏观经济政策，财政部、贸易部、农业部、能源管理部等其他部门。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永全告诉生意人报的《权利》杂志，国家和党的机构组织在就具体的问题情境分析、以及对俄的长期发展战略决策中需要这些信息。而企业对俄的研究则取决于在俄以及前苏联范围内的商务范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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