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贺红梅母亲并没有因为绿卡留在美国,还是决定回中国生活。她说:“这样最好,有空我会来美国看看,但是生活还是在中国舒服。”
2014年在华人“一生一世”的祝福中来临,不过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一生一世”还不如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变化大。贺红梅的表姐在第一波留学潮时从上海来到美国,当时她仅有的资产是用省吃俭用的积蓄换来的60美元和随身的一只皮箱,她在波士顿下了飞机举目无亲。多年后,当她在美国丰衣足食时,还是很难忘怀当时的恐惧,她说:“那是一种如果不努力就会住在大街上的真实感觉。”
贺红梅说,她到美国后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半工半读生活,一边读硕士,一边打过各种各样的工,从餐馆服务员到公寓管理员、商店营业员、保险推销员。即使硕士毕业后,也经历了投几百份履历表、每天奔波于各种面试的生活。贺红梅的表姐1985年离开中国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演员。美国对于她来说,意味着新的开始。她迅速调整心态,一切从零开始。她说,当时美国和中国的差距好像另一个星球那么遥远。她还记得当时到一家美国家里当保姆时,甚至不会使用吸尘器,因为当时中国家庭还没有这个东西。
后来贺红梅的表姐不仅在美国站住了脚,还海归做了创业者,目前已有千万身家的她来往于中美之间,是中美娱乐界的知名制作人。
贺红梅毕业于中国一所知名大学,1995年通过托福和GRE考试来到美国。她说,当时出国是很多同学视为理所当然的一条路。她的高中同学有的大学还没毕业就已经考上李政道的博士研究生,或“洛克菲勒奖学金”去了美国。作为高才生的她,每次同学聚会,老师和同学必然问她的一个问题是“你什么时候走?”
贺红梅当时在中国的工作也不错,薪水每月3000元人民币,外加奖金,在当时的同龄人中属于高薪阶层。但即使这样,所有的积蓄不过几千美元,因为马上要缴学费和转换身份的费用, 在好奇完美国风光后,她也开始了紧张的美国生活。硕士毕业后,贺红梅很快找到了工作,转换了身份,过上了稳定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这中间,贺红梅觉得自己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莫过于拒绝母亲要她帮弟弟来美国的要求。当时正在美国艰难挣扎的贺红梅知道弟弟不是读书的料,来美国必须从最底层的餐馆工做起,她告诉母亲,就是因为是自己的亲弟弟,觉得没有必要受这份罪。
2013年,贺红梅为母亲申请的绿卡终于下来了。在弟弟的陪同下,母亲来到美国,除了空气好等一些明显的优势,母亲和弟弟对于美国都没有过多的留恋。母亲说,美国什么都没有中国方便,因为在中国她走路就可以买菜,而且医疗方便。
弟弟的手机则一直在响,即使在美国,各种各样的生意朋友也时时处于联系状态。弟弟最关心的是美国有什么投资项目,因为他在中国公司的业务发展很快,不久计划登陆美国。听着弟弟说着中国的各种新鲜事,贺红梅问母亲,当年不让弟弟来美国是否很正确?母亲笑而不答,只说:“你们这样一个美国一个中国,很好。”
最后,贺红梅母亲并没有因为绿卡留在美国,还是决定回中国生活。她说:“这样最好,有空我会来美国看看,但是生活还是在中国舒服。”
2014年元旦,贺红梅给家里打电话拜年,母亲在电话另一端笑吟吟地说:现在的人会说话,“一生一世”是喜气,但是就咱们的这几十年过好了,才是最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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