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到1966年初肆虐于印尼列岛的大屠杀，其规模和残忍程度就是在血腥的20世纪也是不多见的。最被广泛接受的推算是50万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生。刚刚入围2014年奥斯卡纪录片提名的《上演谋杀》（The Act of Killing，或译《我是杀人魔王》）则把这一数字估算在100万到300万之间。受害者常常被抛尸荒野或河流，致使印尼大地上一时间到处都是毙尸和残肢。大屠杀结束后，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组织印尼共产党被彻底清除；把持着印尼经济命脉的华人也受到重创，有大约30万华人在大屠杀中丧生。
但是，印尼大屠杀在过去的40多年里，从未引起过世界性的谴责和问责，更不乏像在纪录片《上演谋杀》中安瓦尔们为虐杀行径大张旗鼓地自夸，并幻想借助上演当年的暴行而扬名于世那样的荒诞行为。这到底是为什么？
采访当年的杀人者
佳舒瓦·奥本海默快绝望了：当印尼军方了解到他在拍摄关于1965年大屠杀的影片之后，骚扰就接连不断。他们一会儿逮捕他，一会儿没收他的摄影器材，一会儿威胁他的采访对象，让他的工作根本就无法开展。就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他的采访对象即大屠杀的幸存者中有人建议他去采访当年的那些杀人者。那样，军方或许就不再干扰了。
当年的杀人者？还能找到他们吗？
当然，前村的某某就是，幸存者告诉他说。
奥本海默心存疑虑：就算是找到了那些人又能怎样？怎么才能让他们开口谈论当年的杀人暴行呢？他们难道不会想尽办法进行回避、掩饰、推诿、不合作吗？若惹得他们不高兴了，还不知道会惹来什么样的危险呢。但是，既然已经别无他途，他也只好冒险一试了。
让他大为吃惊的是，这些杀人者不仅毫无遮掩当年杀人行径的意识，而且还会积极主动地夸耀当年的杀人业绩，当着家人和孩子的面迫不及待地演示杀人的过程、细节和方法，并对初访拍摄的影像因为缺乏血腥和残暴表示不满，决意推倒重来。
在这之后长达5年的实景拍摄中，奥本海默采访了数十名在1965年大屠杀中表现突出的干将。这些人遍布当今印尼社会，多为当地社会名流，甚至身居高位，被尊为民族英雄。奥本海默在2014年初接受《南风窗》采访时仍然在为这种现象讶异不已：“这就好比纳粹政府倒台40年后，你再探访德国时却发现当年的纳粹党徒们仍然在位掌权！”
该片主角安瓦尔就夸口称他亲手杀害的不下千人。在与奥本海默初次接触时，他就将其带到他当年杀人最多的楼顶平台，演示他如何为了避免过多流血以减少恶臭味而采用的以铁丝勒杀受害人的手法。等看到这段录像时，他觉得不满意，原来自己在录像中穿了条白裤子：“干这种事情时，我是绝对不会穿条白裤子的。”于是，他们与摄制组商量，决定找来道具，摆上布景，穿上服装，画上血腥的面孔，大规模上演当年大屠杀的场景。在拍摄大场面时，还有印尼负责青年事务的副部长亲自到场打气。
奥本海默决定顺水推舟，放弃传统的挖掘、披露史实的手法，将纪录片的镜头对准那些杀人者，记录下他们在今天的背景下如何再现当年的大屠杀，以及再现过程中他们关于这些屠杀行径的意义和社会反响的讨论。其结果就是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上演谋杀》。该纪录片在获得奥斯卡提名之前，就已在全球各地（包括中国香港）的电影院里和电影节上公演了一年多，并已获得了十多个国际大奖。该片观众无不为影片所揭示的让人既无从理解又无以释怀的游离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世界所震惊。也有观众反映他们以前对印尼大屠杀不甚明了，看了影片后更是如坠云雾。对此，该片执行制片人厄若尔·莫里斯说：纪录片并不是教育片，它往往是为了引人发问的。
若如此，《上演谋杀》的成功无法估量，因为它给观众提出的问题层出不穷，而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这些曾经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暴徒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还如此招摇过市，不以自己的暴虐为耻而加以掩饰，反而以之为荣而执意昭彰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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