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75年来耗巨资求解“幸福密码”:幸福就是爱

　　什么是幸福？幸福历来被认为是一种难以捉摸和转瞬即逝的东西，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连试图追求幸福都是徒劳之举，有人这么说过，“幸福就像是一只蝴蝶，当你对它紧追不舍时，你总是无法将它掌控，但如果你安静地坐下来，它或许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那么，关于幸福，是否存在着一个通用的方程式？如果它是由爱、工作和心理调节组成，那它们的配比各是多少？

　　在长达75年的时间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一直在进行着一项名为格兰特研究的项目，推算着“幸福”。

　　这是一个堪称幸福的人生，也是格兰特研究中一个堪称完美的幸福样本，他的编号是47：他很富有，年轻时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地；现在他已经活到了80多岁，很少到医院就医；他的妻子患过癌症，但已经康复，仍然陪伴在他左右；他有两个出色的子女，还有孙子和孙女。

　　但他经过了什么样的波澜？又是怎么做到这些的？有没有什么经验之谈？我们能否借鉴一下？据报道，格兰特研究积累的数据可谓丰富：从在学校内尽情闲聊的日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服役，经历结婚和离婚，在职场上晋升或失败，一直到退休——268名研究对象一直在做着健康检查、接受心理测评，答复问卷调查，并且坐下来接受面谈。而从1967年开始，美国精神病学家乔治·瓦利恩特开始担任研究负责人，他既是调查者，也是分析者。现在，仍然活着的一小半受试者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瓦利恩特本人也已经是79岁高龄，因此对格兰特研究以及瓦利恩特本人的一生进行总结，时机都已经到了。

　　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约书亚·沃尔夫·申克就是进行总结的这个人，他也是接触到格兰特研究档案的首名记者，最近，他对该研究项目以及瓦利恩特进行了探寻。

　　>>缘起

　　试图分析塑造“正常年轻男子”的心理因素

　　从一开始，格兰特研究就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胆冒险：20世纪30年代，在哈佛大学负责医疗服务的阿里·博克与他的资助人、百货业巨头威廉托马斯·格兰特一起构思出了这一项目。1938年9月，博克撰文指出，医疗研究给予了患病者太多的关注，仅仅把身体划分成症状和疾病，通过显微镜研究人体，无助于探寻更紧急的问题——如何幸福地生活。他的研究将动用一批在校大学生，以分析塑造“正常年轻男子”的心理因素。他对正常的定义是：“通常被称为成功生活的情感和生理因素的结合体。”

　　博克召集了跨越医药学、生理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的一支研究团队。结合健康数据、学业记录，以及哈佛各学院院长的推荐，他们筛选出268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1942、1943和1944年毕业的学生，并利用各种可用的科学工具、对他们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测量。在一次家访中，社工甚至将受试男孩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不仅问到了他什么时候停止尿床、对性的知识从何而来，还询问了他的父母以及其他亲戚的病史和社会史。男孩还提交了书写样本，并与精神病学家频繁面谈。他们还脱光衣服接受测量，研究人员还对他们进行“人体测量学”分析，这是一种所谓的“颅相学”，据说能够从身体比例看出一个人潜藏的性格。

　　1942年，博克接受哈佛大学校刊采访时说，他有关成功男子的研究旨在缓解“全球层面上的不和谐”。格兰特研究早期研究的一份文件称，该研究未来成果的重要性将堪比苏格拉底、伽利略的成就。但实际上，早期研究的实用性很令人意外——研究人员将这些研究数字借给美国军方，用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挑选军官。

　　>>波折

　　过于宏大，换了好几拨资助者，险些无果而终

　　事实上，科学研究的资助者总是很想快点出成果，没有精力长期与科学家耗着，因此大多数研究都会无果而终。

　　而格兰特也不例外：他坚持了大约10年——出钱让研究人员们每年邮寄详细的调查问卷给受试者，定期举行案例研讨会，并且出版了雪片似的研究论文和好几本书籍。终于，他不再给研究团队寄支票。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研究产生了兴趣，向一位名为玛格丽特·兰蒂斯的人类学研究者提供资金，继续追踪受试者，当时绝大部分受试者仍在配合研究。

　　但到了50年代中期，研究已经难以维系。研究团队被解散，仅有一名哈佛心理学家查尔斯·麦克阿瑟在继续该项目，调查频率锐减到了两年一次，其中部分问题涉及吸烟习惯和香烟品牌选择，原因是项目的资助者换成了美国烟草行业巨头菲利普·莫里斯。

　　似乎，这项人类史上“时间最长的研究”就要结束了。

　　但纵向研究就像红酒，越陈越香。随着格兰特研究的受试者进入中年，他们中许多人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时已经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受试者也都已经40多岁。调查样本中有四个人在竞选参议院议员，一个人服务于总统内阁，还有一个人成了美国总统。

　　在炫目的成功下面，也掩藏着黯淡的人生。早在1948年，受试者中就有20人表现出严重的精神疾病困境。到50岁时，大约三分之一受试者曾在不同时段接近瓦利恩特提出的精神疾病标准。

　　在这些哈佛精英的笔挺外套下，跳动着一颗颗备受困扰的心脏。这种状况完全出乎博克所料，20世纪60年代，他曾说：“我挑选他们时，他们都是正常的。一定是精神病学家们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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