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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日本左派斗争:怀孕女被赤身捆打后冻死(图) |
www.sinonet.org 2013-04-04 《粤海风》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本文摘自:《粤海风》2008年第3期,作者:胡平,原题为:《关于日本的误读》。
“伊朗人恨死美国……”
“韩国人爱国,不买日本货……”
“中国和印度最终将走向冲突……”
“俄罗斯总与美国对着干……”
“阿拉伯妇女极端保守,没有社会地位……”
近些年,如是的报道,大量地充斥在国内的媒体中,并随即成为中国人头脑中普遍的“认知”。2007年1月,国内《国际先驱导报》的一篇文章,将以上这些归纳为中国人比较常见的对世界的五种“误读”。
还有一种普遍的“误读”,不知道为什么该报没有提到,即“俄罗斯今不如昔,人民纷纷怀念前苏联……”
对于前五种“误读”,文章列举了不少佐证,其中关于韩国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内媒体大量报道韩国人踊跃捐献金首饰。其结论就是,韩国最后克服危机,靠的是这种高涨的爱国热情。可是,实际接触一些韩国人后,他们的反应却很漠然。“听说过,因为媒体有报道。”而问及当年如何克服危机,他们提供的一个事实是,当年韩国有很多大企业,不得不卖给了外国公司,如“韩宝”、“起亚”、“大农”等。其中,“双龙”还卖给了上海汽车集团。一度韩国人如何用国货抵制日货,也被说得有鼻子有眼,实际情况却是,2002年,SONY游戏机PS2在韩国销售60万台。2006年,韩国对日本逆差达到创纪录的253亿美元。佳能和尼康数码单反相机占韩国市场的90%,本田和丰田,成为该国最畅销的进口汽车品牌。在韩国一家门户网站做的调查中,有近68%的人,不希望生在韩国,而梦想生在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瑞典等。倘若依据这条消息,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说,韩国人根本不爱国?
对于后一种“误读”,实际的情形,恰如普京总统的一段名言:前苏联70年的历史,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偏离了文明的大道。看不到苏联时期的成就是错误的,而看不到人民在其中付出的代价,则是更大的错误。或者说,在当今的俄罗斯,谁不为前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他就缺乏良知;谁想回到前苏联时代,他就一定没有头脑。[1]
中国人对世界的“误读”中,其实,最严重的是对日本。
一百多年来,一个自称“九州万方”的泱泱大国,对这个蕞尔岛国,一些时候是在怨妇般地控诉,一些时候又在风流云散般地遗忘。剩下来的,大概就是自以为是的“误读”。
与日本官、产、学并举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华解剖式的研究相比,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与判断,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仍停留在狭窄、肤浅的层次。在一些根本性的对日认识上,甚至与“二战”前相比,也还有一定的差距。即使在学界,中国研究者们对大和民族的理解,也难以超越周作人、戴季陶、王芸生的视线,甚至没能超出黄遵宪、梁启超的视野。国人“误读”日本,尤以20世纪90年代后为甚。
一、人与非人
国人对日本的“误读”,择其大要,举之有三:
其一,因为侵华战争中日军的普遍兽性化,还有网上一些年里各种版本的谣言颇为流行:“日本人吃婴儿”、“日本人培养出售盆景猫”、“日本人利用基因技术改变中国人的基因”,以及据说一个在日本BBS中人气极旺的帖子《大日本帝国兴国圣战计划》,里面耸人听闻地叫嚣“日本将于2015年灭亡中国!”这些都导致了当下部分国人对日本人印象的非人化如鲨鱼残忍,如狐狸阴鸷,如鼯鼠猥琐,如变色龙不可信。俨然中国人与日本人若不存在人与非人的进化差异,至少也有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差距。我们将160年前福泽谕吉看中国的目光踢了回去,即视东瀛为“恶邻”。
要说清楚两国人的相似与相异,不妨取一个简单直观的方法,即通过两代人来比较。
一代人是如今五六十岁的。在中国,这代人常常被称做“老三届”,在日本,这代人便叫做“68年世代”。
1968年,在全球每个大陆,都标志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1968年,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影子,那么,在列岛,更是为西部大陆上那场令河山变色的“大革命”所震撼。当时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经常会有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与在中国一样,这些报道一再激起当年那些20岁左右日本青年的满腔激情。日本共产党各级组织,通过印刷大量《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以及其他“文革”文献,催化了这种激情。很快《毛主席语录》就在日本发行了几百万册,当时不少日本大学把《毛主席语录》用作中文教科书。东京、大阪等地,出现了抢购《毛泽东选集》的风潮,人们甚至排几小时队等在书店门口。那一年,《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历年列岛走红的歌星的唱片销得多。毛泽东像章,更几如稀世之宝,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托还在与中国做着一点有限生意的公司,或参加了日中青年交流活动的同学从中国带过来。一位姓北田的先生,至今还保存着十几本装订工整、纸张都有些泛黄了的学“毛选”的心得笔记。北田先生的中文学习,就是这么开始的。为了准确理解和领会毛泽东著作的精神,他还写信到北京的新华书店,要求购买《毛泽东选集》中文版。他身体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的故乡,动员父母把不多的土地分给农民。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他试图在当地组织农会,将该县的政府权力夺过来。家里人和当地农民视他为“白痴”、“疯子”,他义无反顾地宣告与“万恶的剥削家庭”彻底“决裂”。
受红卫兵运动影响,青年学生们的各种组织,一时间,如雨后林中蘑菇似的在列岛各地出现,有的名称干脆就叫“红卫兵”。在那时的许多日本青年眼中,美国象征着帝国主义,象征着罪恶;而中国象征着革命,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导师。在游行、示威中,他们常常将毛的画像高高举起,并用鲜血将毛主席语录写在横幅上;年轻人则在横幅和画像下,表情庄严地前进。这样的画面,不时出现在当时的电视、报纸和期刊上,成为当年日本的时代写照。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当时日本左翼运动的描述,他们一聚就是几万人,手挽着手,肩挨着肩,神情激动地高呼反美口号,行走在东京、京都、大阪和冲绳的大街小巷。
由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左翼运动蓬勃开展,大大拓展了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列岛的活动空间。1975年,是这两党政客们的黄金年代,在全国175个都、市及县中,其市长、县长均由左翼政党囊括,其中包括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长崎、神户等大城市。
“68年世代”,却仍与日本政府产生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其中,让当局最为难堪的是两次。1968年1月,4.7万名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到佐世保,驱赶即将前往越南参战、在该港进行补给的美国7.5万吨核动力航母“企业号”。 同年7月,位于东京东面30英里千叶县的成田,数千青年学生与这块土地上的三百户农民串连一起,抵制政府在此兴建大型机场的计划,他们拆毁机场公司设置的边界墙,在土地四周打上巨桩,阻挠政府派员对这一带勘测。甚至在地下开挖复杂的隧道系统,以摆出一副长期斗争的阵势。
青年们的不满在冲突中逐渐上升的同时,他们对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也愈发崇拜。不少人相信以暴易暴,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有些“红卫兵”,开始自制火药,用猎枪武装自己。东京山谷地区的“红卫兵”,高呼“赶走剥削者!解放山谷!”的口号,袭击了山谷警察署,烧毁警察的自行车,砸碎建筑物的外墙。有些人还给毛泽东写信,立誓终身以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为己任,并表示想去中国学习游击战术,学成后,像切 格瓦拉一样投身世界革命。日后被称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日本赤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度风云际会的日本左翼运动的畸形变种。日本赤军共分为“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三派,相继在1969年到1971年之间成立。以重信房子为头目的“日本赤军”,又称“阿拉伯赤军”,日后长期活动在中东地区。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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