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虽赢得了总统,但共和党人还是控制着众议院,这种格局几乎是美国政治的常态,也是美国选民的智慧所在。无论白宫还是国会山都不可靠,只有两者互相“顶牛”的时候,纳税人的钱包才是安全的。
奥巴马以332张选举人票赢得连任,延续了克林顿以来美国总统连任的纪录。然而,胜选之后的奥巴马并不轻松,美国的“财政悬崖”成为他最为头疼的问题。“钱”的问题不解决,内外政策就会受限制。白宫、国会山、投资者以及民众之间,就“钱”的问题将会展开复杂的博弈,这也是美国政治的魅力之处。
如果两党在增税和减支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小布什时代的一系列减税政策将到期,而事先规定的减支计划也将自动生效。2013年1月1日,美国或跌入“财政悬崖”,从而打击市场信心,牵累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
美国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近日威胁,如果政府不能解决“财政悬崖”问题,将会降低美国国债信誉评级,而2011年美国提高债务上限引发标普降级,让美国国债信誉评级历史性地失去了AAA评级。美国国债上限已经达到16万亿美元,两党在财税问题上龃龉不断,债务规模可能很快会“触顶”。
“财政悬崖”看似是“钱”的问题,实际并非如此。中国有句俗语,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这是从个人来讲的,对一个国家而言,钱是最重要的事情。国家的钱叫“财政”,私人需要“赚钱”,而国家基本是“收钱”,通过什么渠道收钱,收多少钱,关系到国家的性质问题。
国家的类型有多种,有的按照意识形态划分,有的按照执政方式划分。从赋税国家论而言,一个国家的秘密都在账本里面,国家的钱让谁花了,国家就是为谁服务。无论美国还是北欧国家,国家收入的一大部分用在国民的福利之上。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将钱花在国民福利上呢?因为他们的收入基本来自纳税人的税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会让纳税人有缴税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纳税人意识也迫使政府必须将钱用在民生问题上。所谓纳税人意识,除了国家的认同感之外,更多的是税负带来的痛感,以及一种成本意识。追根溯源,税,不过是公民花钱向政府购买服务而已,既然是一种购买,那双方就需要讨价还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两党在税收、财政问题上争吵不休的根源,财政问题甚至压倒了外交战略问题。
正因为美国的财政收入几乎来自税收,所以,税收不仅关系到国家财政的好坏,也关系到政客的输赢。那些在税收问题上不得人心的政客,在大选之日必定会被纳税人用选票拉下台。所以,大选期间,奥巴马和罗姆尼在这个问题上争吵不休。如果美国能够在税收之外有别的收入的话,或许总统就不用为钱发愁了。比如沙特等产油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石油美元,政府富得流油,通过派发福利来赢得社会稳定,“花钱买稳定”。在这种逻辑下,公民纳税额很少,或者反过来依附于政府,从而形成一种“财政幻觉”,即政府养人民,而不是人民养政府。由此可见,财政收入的来源直接关系到政府行为,中东产油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实质的君主制,根源还在于它们在财政上是“租金国家”,在历史上,这种类型的国家大多是集权制。
美国政治设计中,众议院掌管“钱袋子”,众议院有专门的预算委员会审查白宫的预算计划,如果众议院不批准预算计划,白宫只能为“无米之炊”。众议院是民意代表机构,所以有权利监督纳税人的钱怎么被花掉。众议院议长博纳更像“大管家”,只不过预算问题没有外交、军事那么吸引人眼球。奥巴马胜选之后就对博纳隔空喊话,希望与博纳、佩洛西等众议院领袖就财政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避免美国跌入“财政悬崖”。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在“钱”的问题上,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奥巴马虽赢得了总统,但共和党人还是控制着众议院,这种格局几乎是美国政治的常态,也是美国选民的智慧所在。无论白宫还是国会山都不可靠,只有两者互相“顶牛”的时候,纳税人的钱包才是安全的。除了缴纳的税额之外,通货膨胀是无形的小偷,共和党强调保守的财政纪律,遏制政府花钱的冲动,给市场和公民个体更多的自由支配的空间,所以需要减税。即便在阿富汗、伊拉克进行昂贵的战争时,也在减税。当然,相比于其它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美国的税负水平很低,这也许拜两党在“钱”的问题上斤斤计较所赐。
“财政悬崖”之所以引发市场的关注,根本在于政府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宏观经济的周期是长期性的,但是政治的周期是短期性的,政府的财政决策可能会改变市场的预期,进而引发经济波动。
“钱”,成为连接白宫、国会山、市场的“暗线”,也是美国政治经济的风险标。(作者:孙兴杰 国际关系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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