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人才从事日中交流时代已结束,知华成政客捞取资本的工具
曾经,驻华大使是“分量重、要求高”的职位,但在中日关系冷淡时代,此职几乎成了烫手山芋。最近十年来,日本"知华派"渐渐被排挤到政坛主流之外,知华人员渐少,声音日渐微弱。如今的日本政坛人士更多的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要求加强日中关系,但遇到重大问题便没有人站出来为中国说话。维系中日感情的纽带发生了变化,完全的亲西方思潮直接导致日本对中国感情冷淡。
中日关系起起伏伏,80年代“蜜月期”已经过去。
知华派1.0一代:多亲历战争心存罪感,情感认知接近中国
日本长期从事日中关系研究的高野教授曾这样定义“知华派”:“一般是指在外务省、经济产业省、财务省等政府部门及属下研究机构的涉华人员,以及大学和民间企业从事中国问题研究或对华事务的人员。” 另外,在日本,媒体将在外务省会说中文和选择进修中文的职员集团称为“China School(中国学院派)”,此概念也逐渐成了亲中派的代名词。一名曾在日本驻华使馆工作的资深外交官亦坦言,若将研究中国问题及从事日中交流合作的人都称为“知华派”,这样的人在日本很多,但现在真正懂得如何同中国打交道并了解普通中国人想法的“中国通”并不多。
二战后到中日建交:对华友好派多属于“反省友好派”
1972年,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很多学者认为,现在日本政界并无真正的“亲华派”,而应称为“知华派”。但战后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却并非这样,那时日本着实出现了一大批对华友好派,而且多属于“反省友好派”。他们多是经历过战争的人,其中不乏从中国回国的难民和战犯。他们反省战争,坚定地致力于中日友好,是在情感认知方面最亲近中国的群体,他们中间诞生出多位最初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挖井人”、“老朋友”,包括石桥湛山、松村谦三、高达之助等。
那个时代,主要的情感就是对中国犯过错误,感到非常愧疚
1972年,中日建交的情景。身为日本传媒界最著名的“中国通”、“知华派”秋冈家荣这样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主要的情感就是我们过去对中国犯过错误,感到非常愧疚。”日本老一辈“知华派”要么经历过战争,有过在中国长期居住生活的经历,对战争怀有深刻的负罪感,对中国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要么虽然没有去过中国,但高瞻远瞩,能够从长远的大局看待中日关系,有担当有政治抱负。
“知华派”2.0一代:敢拿性命开启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代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政坛所谓“知华派”为中国所熟知。1972年就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从他之后,历届首相和外相以及后藤田正晴、加藤一、野中广务等著名政治家,都把推动对华关系视为维护日本长远利益的重中之重。
政界高层有勇气有担当,知华派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关系磕磕绊绊,成为常态70年代,中日建交之前,两国的隔阂较深。政治家想在想在任期内和中国恢复邦交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田中角荣没有惧怕,所以他就促成了中日邦交。1972年出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算是最有影响力的“知华派”人士。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尊重,混杂着日本侵华带来的赎罪意识,使田中角荣和后来的大平正芳首相等日本政界高层对中国产生亲近感。顶着一些国会议员“国贼”的骂声,田中角荣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但现在没有人敢拿自己的性命打赌了。日本渐渐成为一个小的国家了,正在小国化,这让人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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