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今天，1912年4月15日，英国皇家邮轮“铁达尼号”（R. M. S. Titanic，现在通译为“泰坦尼克”，鉴于本文多引民国文献，故仍延续民国时的译名“铁达尼”）因撞击冰山而沉没。一百年来，与铁达尼相关的讨论从未停止过：生还者在获救之初即开始讲述灾难中的遭遇，并被连篇累牍地登载于报刊；十数个以Titanic命名的网站提示着今日热衷钩沉铁达尼故事的人相当多，铁达尼迷（Titanic Buffs）以多如牛毛著称。不过，正如哈佛大学史家Steven Biel所陈，百年来人们关注铁达尼的基调是卡梅隆（James Cameron）式的灾难加浪漫，而不那么在乎“历史的真实”[Steven Biel, “Review: Titanic by James Camero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5, no. 3 （Dec. 1998），pp. 1177-1179]。他本人撰述的《铁达尼灾难的文化史》，恰从历史记忆角度诠释了铁达尼形象在美国社会的建构，是少有出自史学研究的佳作（Steven Biel, Down with the Old Cano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Titanic Disaster,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今日华语世界对铁达尼似乎只有一种印象，即卡梅隆导演的电影《铁达尼号》。电影的桥段还被编入教材（如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组编著《初中语文》第6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但学术界对此无人问津。很少有人知道铁达尼上中国乘客的故事，更不必说有关他们的各种传闻触动着文化、种族的敏感神经。1936年，题为《铁达尼上的国耻》的文章就是一例。作者在文中讲述了多位乘客在铁达尼遇险时的表现，但其结尾提到：
在妇孺乱哭乱喊的混乱声中，男子大多颇为镇静。救生艇放到海中去时，大家都没命向救生艇冲去，船上职员为维持秩序计，在大挥拳头之余，并向天空放了三枪，情形才和缓下来。可是在这时候，丢尽中国人面子的事发生了。……“四个中国人鬼鬼祟祟地躲进一只救生艇的船底去。”
这是《哈柏士杂志》上所说的。中国人不惯遵守秩序的精神，在这里完全表现无遗。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
中国又多了一个国耻！（洪鹄《铁达尼上的国耻》，《西风》第二期，1936年10月1日，147页）
这份文献对国耻的言说，正是近代中国读书人“主动投入西方‘文化霸权’之下的‘自我东方主义’”的一种表征（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51-252页）。这种倾向往往虚实结合，易趋偏执，并左右后来人的判断。而把文献放置到相对广阔的背景中，将有助于认知此类话语的意义。因之，本文将考实中国乘客在铁达尼灾难中的经历、事后各种有关中国乘客的传闻及其产生的微妙的历史影响。由于这些材料稀少而分散，还不能重建每一个细节。因此，本文部分数据来自“E-考据”（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4-65页），而互联网提供的知识图谱（knowledge map）本身就值得研究。
根据铁达尼所属白星公司（White Star Line）的档案（Contract Ticket List, White Star Line 1912, NRAN-21-SDNYCIVCAS-55[279], New York: National Archives），铁达尼上共有八位中国乘客：Lee Bing、 Chang Chip、 Ling Hee、 Ali Lam、 Choong Foo、 Fang Lang、 Len Lam、 Lee Ling。他们全部是男性，基本认定均来自香港，同属英国另一个船舶公司Donaldson Line的员工，均是船上烧煤的司炉工（fireman）。由于缺乏香港的文献（或许这批劳工就没有档案），他们在中国的情况并不清楚。
铁达尼于1912年4月10日中午十二点在英国南安普敦港（Southampton）启程。由于此前南安普顿港煤炭工人罢工，致使许多邮轮无法正常航行。所以，这八位中国人没有乘坐自己公司的邮轮，而买了铁达尼的船票。他们结伴而行，共花去五十六镑九先令十一便士，购买了编号为1601的三等舱。有传闻中国乘客逃票，但实际上他们付足了船资。铁达尼的三等舱票价不一，平均约七点四六镑，包括住宿、用餐与饮料。对三等舱的乘客而言，票价大致相当于他们两个月的工资（Rebecca Aldridge，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New York：Chelsea House，2008，pp. 26-30）。
4月14日二十三时五十分，铁达尼与冰山相撞，15日二时二十分沉没。期间的一百五十分钟，决定着船上每个人的生死。铁达尼共配有三种不同类型的二十个救生艇。其中，应急救生艇（emergency cutter）两艘，每艘可载四十人；标准救生艇（standard lifeboat）十四艘，每艘可载六十五人；折叠式救生艇（englehardt collapsible lifeboats）四艘，每艘可载四十七人。理论上讲，铁达尼的救生艇可载一千一百七十八人，但仅是当时船上人员的一半，而且危急时刻并不能正常装载。最后获救者仅七百余人。
船上的八位中国乘客，Len Lam与Lee Ling遇难，他们一个二十三岁、另一个二十八岁。其余六位Lee Bing、 Chang Chip、 Ling Hee、 Ali Lam登上了C号折叠救生艇，Choong Foo登上十三号标准救生艇，Fang Lang登上十四号标准救生艇而获救（据http://www.encyclopedia-titanica.org/titanic-third-class-passengers/ 整理，2012年2月25日上网）。
4月15日四时十分，“卡帕西亚号”（Carpathia）到达事发地点，救生艇上的乘客陆续转移到船上。此时，获救者开始接受调查与访谈，并被报纸以及后来的各种传媒所登载。
4月18日，“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在此之前的15日，《纽约时报》等报纸即已刊出了铁达尼遇难的消息。然而，许多报道失实，甚至有报纸声称铁达尼全船人幸免于难（Rebecca Aldridge，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p. 64）。至于生还者的口述，也先于他们到达纽约，这种主观性的陈述更不免走样，有关中国乘客的故事亦是如此。
中国最先报道铁达尼失事的是4月17日《申报》的一条译电：
有汽船两艘，俱接白星汽船铁唐里克号之无线电音，谓该船与冰山互撞，现将沉没，船中女子已入救生艇。（柏林）（《申报》1912年4月17日，2版）
次日，《申报》要闻登载了铁达尼事故，并介绍了铁达尼的基本信息，Titanic又被译为“铁台里克”（ 《英国大商船遇灾详记》，《申报》1912年4月18日，2-3版）。这些消息大多转自电报发送的英美报纸。4月19日，《申报》再发译电一则：
铁台里克船上之办事人异常可敬。盖当事危之际，照料妇孺登救生艇，然后船长及多数办事员均与船同尽。（伦敦）（《申报》1912年4月19日，2版）
铁达尼沉没后，妇女小孩优先登艇、有序组织乘客登艇，以及船长、船员包括乐队随船沉没成为各类报纸努力表彰的主题。《纽约时报》就在头版用副标题提示“妇女与小孩优先”，并登载了船长史密斯（E. J. Smith）的大幅照片（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6, 1912. p. 1）。《申报》亦转引乘客皮斯莱的叙述，用大字显示“妇女安然入艇”、“未见紊乱秩序”及“镇定如恒”等内容（《再纪英国大商船遇难详情》，《申报》1912年4月21日，2-3版）。
然而，据目击者的叙述，中国乘客在遇难时的表现却颇显格格不入。4月22日的《申报》，在提及发报员、船长以及其他乘客坚守职责或坦然面对死亡之后，笔锋一转：
铁台里克号遇难时之情状，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谓颇为镇静，或谓秩序极乱。内有数客，因争欲入艇，几将发狂。戈登夫人最后入艇，据称，船上之客有欲奔跃入艇内者，为船长以手枪驱回。轰倒数人，秩序始复。艇将离船，尚有一人意图跃入，即遭击毙，堕尸艇中。
接着就出现了有关中国乘客的报道：
有华人六名，潜伏于救生艇底，直至诸艇升至卡配西亚号后，始经人寻出。内有二人因搭客迭坐其上，压烂而毙。（《再纪英国大商船遇难详情（续昨）》，《申报》1912年4月22日，3版）
《申报》这篇报道当然又是选载欧美报纸而成。甚至这里先强调有秩序，紧接着讲述中国乘客的无秩序的结构安排，都与《纽约时报》非常相似：
大多数幸存者都像对待船员那样，高度赞赏男性乘客的作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SinoNet.ORG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