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69岁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12月28日,金正日的葬礼隆重举行,金正恩以“朝鲜党、国家、军队最高领导人”的头衔首次公开亮相,这表明至少从理论上,朝鲜已进入“金正恩时代”。
如今金正恩所继承的,是这样一个国家:一方面,这个国家拥有120万令人生畏的军队,不仅装备着庞大的炮兵,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特种部队,还有核炸弹;另一方面,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严重,经常要依赖外援解决粮荒。
不论动机和出发点如何不同,绝大多数国际观察家认为,除了推动改革开放,朝鲜的前途将难期乐观。那么,朝鲜会走向改革开放吗?
希望获得外界更多承认
“对外交谈”的意愿会否转变为“对外开放”的意愿,则要看外界的互动,以及朝鲜高层对利弊得失的综合性权衡。
朝鲜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信息保密度高,独立消息来源很难获得,人们只能从为数不多的公开信息和不甚可靠的传言中去分析、判断。
自12月17日金正日去世至28日葬礼举行的短短11天,朝鲜官方对外发送的信息是比较多的,其中有一些颇耐人寻味,并引起广泛报道。
如金正日逝世之初,朝鲜驻联合国使团要求联大和安理会为金正日降半旗、举行默哀仪式,随后,联大举行了简单的默哀仪式。
再如葬礼前夕,朝鲜开放三八线朝韩分界线,允许韩国公众北上吊唁,但仅有韩国前总统金大中遗孀李姬镐、现代集团前总裁郑梦宪遗孀玄贞恩率领的两个民间吊唁团一行18人,于12月26日抵达平壤,韩国官方仅仅表示对“朝鲜人民的慰问”,并未派出官方代表团,但批准民间吊唁团北上及“慰问”本身,已是破例。但是,朝鲜方面不仅在官方传媒上指责韩国“阻挠民间吊唁团北上”,称韩国官方无所表示是“违背朝鲜传统礼仪”,甚至说出“韩国方面必须为此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的话。
这些言行,其实也从另一方面透露出一个信息,即金正恩时代的朝鲜,希望获得外界更多承认。
在联合国为金正日争“名分”,不仅仅是争取对逝者的国际承认,更是为了借此为新生代朝鲜领导人争取“主席台就坐”的资格;对韩国官方低调应对吊唁的怒火,也可反过来表明,他们渴望在此时此刻,和南边的同胞兼敌人“好好谈谈”。匆匆来去的两个民间吊唁团在朝鲜停留时间十分短暂,却得到想必忙碌不堪的金正恩亲自接见,这同样表明,金正恩时代的朝鲜,希望——或者毋宁说需要“对外交谈”。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粮农组织的报告称,2011年朝鲜粮食增产8.5%,饥荒人口从总人口2400万中的600万下降到300万,但儿童、孕妇、老人等弱势群体和边远省份人民的境遇无明显改善,粮食缺口也高达73.9万吨。今年春天最困难时,粮食定量曾下降到每人每天200克。
诚如许多专家所分析的,朝鲜农业崩溃的最根本原因,是原本相当可观的机械化、现代化农业在上世纪末因经互会解体、外援断绝而无法维持,只有约20%的耕地仍被开垦,且单产只有韩国同类农地的60%。世界粮食计划署和粮农组织早已给出解决问题的标准答案——多灌溉,多施肥,可这需要充足的电力和化肥,这两样同样是朝鲜所短缺的。
目前朝鲜的粮食外援主要来自中国和世界粮食署,金正日生前就努力扩大援助来源,并在去世前成功争取到美、韩的“松口”:美国表示“将恢复对朝鲜营养援助”,韩国也曾表示会考虑恢复对朝粮援。但金正日去世后,一切都重新成为变数,朝鲜方面在11天里的言行表明,他们希望通过非常时期的非常接触,尽快把这些问题“谈清楚”。
然而,“对外交谈”并不等于“对外开放”。金正恩所希望的,是让自己需要的东西畅通无阻地进来,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拒之门外。这种“对外交谈”的意愿会否转变为“对外开放”的意愿,则要看外界的互动,以及朝鲜高层对利弊得失的综合性权衡。
如果改革,会怎么改
人们所能肯定的,只是“一定会改革”,但怎么改、往哪个方向改,却无法判断。新的改革——如果有,会充满变数。
朝鲜是个有2000多万人口的国家,而经济又处于十分脆弱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官方真的希望一直“关门”,客观上也已不可能做到。上世纪90年代因“被关门”而造成的“苦难行军”,朝鲜再也经受不起了。
1994年金正日曾以“守孝”为由,萧规曹矩地按照金日成成制贯彻了约3年,然后才正式开始“金正日的治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政治上几次改组党政军领导班子,军事上推行“先军政治”,经济上几次浅尝辄止的改革试验,对外交往上的不断探索,也相继有声有色地出台。
尽管预计金正恩的“守孝期”不会那么长,但他资历浅且缺乏强有力的独家团队,左右辅佐在一段时间内仍会是张成泽、金敬姬、吴克烈、李英镐等金正日时代的亲戚、心腹、老臣,“金正日色彩”暂时仍会保留。但,新领导人注入自己的风格,恐怕是迟早的事。
在政治上,“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是维系金正恩领导人地位正当性,确保朝鲜领导层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不会轻易变动;但按照惯例,新领导人会在适当时机总结出一个新的“四字真言”,作为自己的施政主轴。由于金正恩出现在前台的时间太晚、频率太低,且是未满30的年轻人,随着地位的不同和阅历的积累,其思想和倾向都可能出现重大变化,人们所能肯定的,只是“一定会改革”,但怎么改、往哪个方向改,却无法判断。
在他的幕僚团队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姑父张成泽,此人主张经济多元化,但在金正日时代一度以“贪污”等罪名下放,直到2009年失败的币值改革流产后才重新崛起。如果这位被法新社戏称为“摄政王”的领导人能真的在金正恩时代发挥重要作用,诸如开城工业园区、黄金坪岛开发区、罗先工业区和金刚山旅游等对外开放合作项目,可能会获得更大推动,一度被收紧的朝鲜私人、黑市经济,或许也能重赢一些喘息之机。
问题的关键,是这种经改究竟能容忍到怎样的程度。金正日时期的经验表明,朝鲜既希望获得经改的利润,又不希望付出“放进病菌”的代价和风险;既希望经济放开能繁荣市场,又不希望个体经济的繁荣“滋生资本主义寄生因素”,所谓“合作”、“开放”的经济开发区,往往变成了既非朝鲜、也非外国的自循环体,且一旦出现“混合苗头”就立即猛踩刹车。2009年的币改表明,一旦私营经济产生了“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争议和打压也就应运而生。
金正恩在这方面会否和乃父有大的区别,目前恐只能观望。必须指出的是,“改革”未必意味着进步,2009年的币改就是朝鲜官方也承认“有失误”的不成功改革,新的改革——如果有,会同样充满变数。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