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在公开场合表示,加拿大红十字会曾“因输血问题导致2万人感染艾滋病”,但“10年过去了,加拿大红十字会现在是非常强大的红会组织”。
果真如此么?
事故的确有,数据不精确
首先,这个事故的确发生,且被称之为“加拿大红十字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根据CBC当年的独家深入调查,红十字会血液污染问题早已有之,根据联邦卫生部当时的规定,红十字会参与输血和血液制品管理,而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血液的主要来源是监狱囚犯的供血。1971年,加拿大首次在监狱采血样本中检测出乙肝病毒,迫使红十字会宣布从此停止从囚犯处采血,理由是监狱乙肝发病率高于社会。这是“血液污染事件”的第一次曝光。
1974年,第一例确认系输血污染导致感染肝炎者确诊,所感染的系丙肝,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1978年,美国红十字会通报加拿大同行,称有证据显示,大多数因输血感染丙肝的北美患者,其输血源头为少数几个加拿大血站,这才引起关注。至1983年,已有134例因输血导致的丙肝感染病例,引发社会对红十字会血液采集管理的质疑。
1986年起,加拿大开始出现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人们很快将之与红十字会的血液管理问题联系起来,至1989年12月14日,加拿大官方终于公布了调查结果,宣布因输血或使用污染血液制品,全加自1986-1989年共有1250人感染艾滋病毒,另有约2万人感染丙肝病毒。
官方报告指出,加拿大红十字会对此负有责任:自1985年11月起,红十字会就开始实施对血液制品的艾滋病毒测试,但由于工作疏漏而造成大量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制品进入流通渠道;1986年,美国血库组织推出新式丙肝病毒检测技术,可大大提高检出率,但加拿大红十字会因不愿付出2000万加元的高成本而拒绝引进技术,这导致了长达3年多的血液污染。尽管1990年起红十字会宣布开始进行这项测试,但此后两年内仍有未经检测的污染血液制品被使用并引发后果。
1993年10月4日,联邦政府授权成立以安大略省法院大法官赫拉斯.克莱维为首的专门调查委员会,经过多年调查,委员会发现,问题的关键,是红十字会管理疏漏,导致不少患有丙肝或携带艾滋病毒者进入输血献血行列,而血液污染的重灾区,则是血友病患者,因为他们最需要频繁输血。1996年6月,联邦法院规则委员会宣布追究14名红十字会负责人和3名联邦官员的不当行为;1997年11月,克莱维委员会发布报告,指控红十字会和两级政府无视警告,不负责任,导致血液污染扩大化,报告称,自1986-1990年,仅因血液污染所致的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就达28600例,其中85%是“只要负责管理便可避免”的。报告建议给全部血液污染受害者以补偿,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1998年3月27日,联邦卫生部长宣布,将向1986-1990年期间受感染的患者赔偿共12亿加元,此后各级政府和红十字会又陆续作出多次赔偿决定,而对责任人的处罚则一拖再拖,直到2005年5月30日,法院才以违反《联邦食品和药品管理法》的罪名,对红十字会课以5000加元罚金,而6名被刑事起诉的红十字会负责人则被免于刑事处罚,代之以150万加元的渥太华大学艾滋病及丙肝专项研究基金和奖学金。而负主要责任的红十字会前主任医师罗杰/佩罗特博士在2007年被再度提起刑事诉讼,2008年1月又被裁定无罪,事实上,这一案件至今仍不能说完全了结。
不难看出,赵白鸽副会长所说的事故确实有,但并非“2万人感染艾滋病”,因血液污染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的人数为1250(这些人还不都是艾滋病人),所谓“2万多”则是丙肝患者的数量。不仅如此,这个事件也不是“10年过去”,即使以1990年事件全面曝光为时间点计算,也已过去20多年。
丑闻让红会更强大?
更重要的是,这一惊天丑闻并未令加拿大红十字会“更强大”。
事实上成立于1909年5月的加拿大红十字会早已“很强大”:
20世纪初,加拿大红十字会开始在国内慈善事业、尤其公共健康领域崭露头角,在普及护理常识、推广营养知识,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免费营养公共课程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二战期间,加拿大红十字会发挥了重大作用,到了二战结束的1945年,全加拿大国民的1/4为红十字会志愿者和成员,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第一,加拿大也因此被誉为“红十字之国”和“慈善之国”。
二战后,加拿大红十字会开始积极参与国际救助,并曾在印巴战争难民救援、印度支那难民救援和危地马拉大地震救灾工作中表现出色,1979年,国际红十字会举行“青少年红十字会活动年”,加拿大120万青少年参与,按人口比例计高居世界第一,震惊了全球。
可以说,在“血液污染事件”发生前,加拿大红十字会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力,不仅影响了几代加拿大人的慈善观念,更为加拿大在国际上赢得“慈善大国”的美名。在血液污染丑闻曝光前,乐善好施的加拿大人会不假思索地将善款捐给红十字会,联邦和省政府甚至把经营、监督、管理血站的权力也交给了加拿大红十字会。
血液污染事件令加拿大红十字会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根据克莱维委员会报告的建议,1998年9月28日,联邦卫生部剥夺了加拿大红十字会经营血站的权力,转而组织了“加拿大血液服务站”经营,红十字会的大量资产、捐款者名单和多达3100名员工被剥离,转隶两个新成立的慈善组织,尽管红十字会的高管们纷纷逃脱刑责,却在旷日持久的司法程序中名誉扫地。
自血液污染丑闻爆发后,乐善好施的加拿大人开始用更警惕的目光审视加拿大红十字会的工作,并相继发现了其一系列经营、管理问题,如擅自变更捐款目的地和用途、对每笔捐款征收高达15%的手续费、挑选承包商时违规徇私,以及人浮于事,机构臃肿,高级管理层年薪过高,等等。
这一系列负面消息令加拿大人纷纷另辟蹊径,不愿再将善款捐给红十字会,而是捐给保证“专款专用”和不收手续费的其它组织,这在近期的几次国际救灾大行动,如汶川地震、缅甸风灾、海地地震和日本地震等的善款募集中,已有明显的反映。
由此可见,丑闻是不可能、也没有让加拿大红十字会“更强大”的,恰相反,这个曾经辉煌的慈善组织,至今也未能从这桩轰动北美的丑闻中彻底翻身。
如何恢复慈善的声誉
无论如何,如今的加拿大依然是国际驰名的慈善大国,国民也依然乐善好施,元气有所受伤的加拿大红十字会,也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但慈善组织声誉的恢复,靠的并非所谓“公关技巧”,而是加强管理,重塑形象,和剥离敏感的经营部门。
加拿大红十字会是非盈利的民间法人团体,并与加拿大联邦、省两级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有密切合作,在加拿大国内,和由家庭医生-专科医生-公立医院组成的医疗保障网络“无缝对接”,各种红十字服务均通过医保网络发挥作用。在日常财务管理上,红十字会每年要发行年报,详细罗列各项开支、用度,所有节余均转入国际红十字会的救灾应急基金(DREF),并由联邦政府审计部门进行审核。如今这些年报都是公开的,媒体和普通民众可以在网站上下载查阅。
每逢重大天灾人祸,需要巨额款项和人力调度时,加拿大红十字都会成立专门的项目部处理此事,在对情况作专项评估后,列出救助拨款明细和救灾物资采购明细,每项开支都罗列清楚,并公开发布,款项则从DREF或捐款中度支。为确保善款、捐赠物资确实落实到位,加拿大红十字会通常会派出协调员和协调小组亲临当地,统筹协调钱、物发放,并监督、核实善款、救助物资的使用、发放情况,向会员、政府部门及公众汇报。在多次丑闻发生后,这些制度的执行越来越严肃、认真和规范。
加拿大红十字会的善款募集通常通过公开的银行账户进行,重大天灾人祸发生时,还会开设专门账户募集,所有捐款人都会收到红十字会开具的专用收据,这些收据在每年报税时,可以作为抵税的凭证。在丑闻发生前,曾有捐款者抱怨红十字会收据开列不及时、不规范,如今这种状况已大为好转。
血站的剥离固然是奇耻大辱,但在客观上也让红十字会摆脱是非之源,可以将更多精力集中在传统慈善工作方面。
对于民众抱怨较多的手续费、专款专用等问题,红十字会也注意改进:近期的几次重大国际赈灾募捐,其手续费已临时下调10%,甚至5%,红十字会负责人也曾多次承诺,只要捐赠者特别声明,将“尽量做到专款专用”。
此外,联邦政府也多次帮红十字会“撑场面”,除了税务上的鼓励和方便,最出名也最有特色的是“MATCH”,即“一对一比例捐赠”,也就是说,在重大灾情发生时,加拿大红十字会每收到一分钱善款捐赠,加拿大政府就会同样捐出一分钱,这个MATCH捐赠的管理方式也很特别,红十字会需事先规定并上报募捐起止期限,截止日到后,将募集总额上报联邦政府的国际发展署(CIDA),国际发展署核实无误后,便会将1:1的政府捐款拨给红十字会。在近期的多次重大国际赈灾活动中,加拿大联邦政府都宣布MATCH,许多捐赠者尽管对红十字会并不满意,但为了争取这个MATCH仍选择了红十字会渠道,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至少可以确保善款总额大幅提高,对灾区和灾民是有利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红十字会影响力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慈善事业的衰落。近年来,众多背景不同、规模不等的民间慈善组织异军突起,他们机构更精简,财政和运营更透明,且在善款处理上保证“专款专用”,承诺少收甚至不收手续费,赢得了众多加拿大人的信任。正因为慈善组织的多元化发展,尽管加拿大红十字会声望和活动能力有所降低,但加拿大社会的慈善能量,却依旧有增无已。
由此可见,真正值得借鉴的不是所谓“危机公关”,而是踏踏实实的亡羊补牢,是管理、财政和经营的透明化、高效化,是政府实实在在的投入,是对众多民间慈善组织的鼓励和扶持。这些,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作者: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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