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外首脑热线开通后，“线上交流”仿佛成为领导人之间的“家常便饭”。（从左至右：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萨科齐、俄罗斯总统梅韦杰夫）
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就某项国际问题和国际事务发起倡议时，或是因金融危机等问题而对中国有需求时，他们往往会主动拨打北京的电话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1月初飞赴戛纳之前，一通来自法国凡尔赛宫的电话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与中国被戛纳G20峰会赋予“救援欧洲”的角色相呼应，这通法国总统萨科齐打来的热线是专门向胡锦涛通报：欧盟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的举措和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准备情况。
当然，萨科齐最后通过电话表达了希望，愿各方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戛纳峰会上共同采取措施，确保世界经济增长。当这通电话正被美联社、路透社等记者引申为暗示中国在救援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期待时，一晃中法首脑间热线电话的开通已近12年。
根据公开的资料梳理，有不少关于“首脑热线”的数字能展现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逐年活跃和受欢迎程度。不过，中国领导人应约电话的次数远远高于主动拨打电话的次数。
大致每月有一通热线电话
中法最早建立首脑间热线电话的时间可以追溯至1999年。是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法国进行的四天访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其中成果之一，便是开通两国元首的热线电话。当时的中外媒体热情洋溢地报道称，中法“首脑热线”意味着“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的磋商与合作，将会更加直接、深入、密切和高效率。”
不过，法国并非最早与中国开通首脑热线的国家。1997年，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将正式访美之际，中美两国确定了这样的方针：开设首脑热线，定期举行外交部和国防部副部长级磋商，为增进相互信赖而建立对话渠道。日本《每日新闻》记者评论说，这将结束两国自1989年以来的冷却关系，为两国首脑通过磋商来谋求实现亚太地区的稳定奠定基础。
次年，中美两国元首的直通电话通信线路正式建立，但这仍然晚于中俄“首脑热线”大约1个月的时间。中俄在1998年5月5日宣布开通“直接的总统热线”。时任外交部发言人的朱邦造表示，这条安全的电信纽带是中国同外国首都之间的第一条，它将使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得以“随时交换有关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的看法”。
事实上，在1999年中法“首脑热线”建立时，5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只有英国尚未与中国建立首脑热线电话。第二年，当时的中国总理朱基与日本首相森喜朗也在商讨，决定建立中日政府首脑间的热线电话。两年后，连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朱基的“日中首脑热线”终于开通。据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条象征日中关系的热线可以将通话内容暗号化，以防国家机密情报外流。
自从这些热线电话开通以来，“线上交流”彷佛也成为中国和外国领导人之间的“家常便饭”。2004年，美国大选结束后3天时间里，中美高层就打了3通电话。而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中国领导人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更是响个不停，谈话涵盖的范围较广。
比如，2009年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先后应约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英国首相布朗、丹麦首相拉斯穆森通电话，分别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推进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10年２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2010年８月胡锦涛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通电话。梅德韦杰夫对中国甘肃省甘南自治州舟曲县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了诚挚的慰问。
一份不完全统计的资料显示，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中国领导人应约的热线电话平均每月都有一通。
来自美国的电话较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向《国际先驱导报》概括道，首脑外交通过热线电话表现出的越来越频繁，反映了中国地位的上升、开放以及重要性。
在所有打给中国领导人的电话中，来自美国“白宫”的电话算是比较多的。
今年6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应约与美国副总统拜登通电话，双方就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拜登在电话里高度评价美中关系的重要，他期待能够尽早访问中国。――这也算是一种特别的“拉关系”了。
今年1月15日，国务委员戴秉国应约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通电话。双方就胡锦涛主席当时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有关准备工作交换了意见。半个月后，戴秉国再次应约与多尼隆通话，双方高度评价了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并表示要共同努力，落实好、巩固好访问取得的共识和成果，维护好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电话另一端的“常客”。2008年11月，刚当选总统的奥巴马即向胡锦涛致来电话。此后，他在向中国领导人的通话中，不断表示愿意同中方一道，就广泛的重要问题加强协调和合作，进一步推进两国关系发展。
“相对而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通常会就国际问题和国际事务发起倡议，所以在拨打热线电话时更为主动。”金灿荣解释道，这种历来形成的“主动性”，加上近两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领导人对“现金流”充裕的中国的需求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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