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家辉有操守只因身在美国

　　在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上，中国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向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提出一个问题：“大使先生，听说您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钱?”对此，骆家辉回答说，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其领事馆的官员还是北京大使馆的，也包括总统的内阁成员，一般的规则就是坐飞机时坐经济舱。

　　芮成钢在事后又在微博上评论称：骆家辉总是抓住一切场合和机会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只说美国的好，少提美国的差。这是他的工作。他可能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中最愿意展示自己，也最善于对媒体展示自己的。

　　网民中有称赞骆家辉品格操守的，也有讽刺他对媒体作秀的。倒是骆家辉自己说了一句大实话，他做的事是制度使然，不必把他个人的私人品格牵扯进来。

　　美国的制度在设计时对人性包括人的品格做的是最坏的估计，在用设计宪法的办法来限制权力的时候，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的认识前提是，共和中的人民不是天使，而是受本能自私欲望驱动的普通人，如果没有国家权威的政府去管束，他们的自发行动会给人们的安全、自由和财产带来损害，用建国之父之一麦迪逊的话来说，“人民是一群野兽”。

　　这样的“兽人”能否妥善地进行自我治理，如教育家古德拉所说，“像是阴霾一样挂在1787年制宪会议代表的心头”。对“人民之恶”而不是“人民之善”的基本评估，形成了制定美国宪政法治的一个前提，那就是，那些由民选产生的公共官员一旦私欲膨胀，就会与暴君和极权独裁者一样邪恶。因此，一个好的、稳妥的、能够在这种邪恶全面发作之前就将它清除的制度便成为至关紧要甚至唯一可以靠得住的保证。

　　美国建国之父们的“人性恶”假设看上去与马基雅维利有些相似，但实质完全不同。马基雅维利认为，由于人性恶，专制是一种比共和优越的制度，而美国建国之父们的看法正好相反。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民的品质非常低劣，喜怒无常、朝三暮四;他们忘恩负义、斤斤计较、狡诈多欺、胆小懦弱、生性贪婪，只要你是胜利者，就会对你完全服从，到你真正需要他们帮助时，他们要么逃之夭夭，要么对你反目成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只接受腐败现实的摆布，那是一种最现实的“教育”。

　　在这种教育中没有价值，也没有共同目标，只有动物存活的原始本能，是完全非理性的。因此，马基雅维利向新君主建议，应该学习的对象不是古代圣贤，而是完全凭本能生存并战胜对手的野兽，“君主必须学会怎样善于运用野兽和人类各自特有的斗争方法。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们早已秘密地教授给君主了。他们描写阿基里斯和古代其他许多君主如何被交给半人半马的怪物基罗尼喂养，并在它的训练下长大。这不外乎是想告诉人们，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他就必然知道如何运用人性和兽性，并且知道二者缺一不可。”

　　在这样的君主统治下，道德教育完全是多余的。统治者需要的是狠和毒，这样才能有效对付人民，人民需要的是奸和刁，这样才能有效保护自己。

　　但是，美国制度的建立者们认为，天性不完美的人们之间也可以建立一种避免作恶的制度，而好的制度本身对人有好的教育作用。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过：“最好的共和是具有美德的，以前是有过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德是由完善的宪政造成的效果，而不是造就宪政的原因。而且，如果能让坏蛋们相互看管(不做坏事)，也没有理由不相信强盗们也能建立起共和。而且，就算是强盗们，也能从他们相互争斗的经验中学会诚实。”

　　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并不认为人性是天然高尚的，相反，它看到的是，人有自然的腐败倾向，而且这种倾向难以消除。腐败是共和的根本危险，而那些有权者的腐败则更是共和国最大的危险。因此，用制度来制衡权力，防止权力的腐败，便成为保卫共和的第一要务。作为一名政客，骆家辉受制于美国的制度，但这并不是全部，他也从小受到这个制度的教育。他表现出来的品格(俭朴)既是他个人的，更是他那个制度的，而后面这个应该说更重要一些。（作者：徐贲 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