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栋楼起起落落的故事，并不遵循那种艺术家波希米亚式乐园的惯有发展线路，这里本没有抗争，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中国式维权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住户心甘情愿的选择。
纽约的西村与东村就像一对性格大相径庭的孪生兄弟。也被称为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西村，昔日云集了一批喜好纵横捭阖的知识分子、有头有脸的艺术家以及爵士乐好手，如今他们早已成了上流社会的精英，渐渐都搬离了“村子”，徒留下绵绵不绝的游人来此附庸逝去的风雅。而东村（East Village）昔日作为纽约朋克的根据地，为众多挤不进或租不起西村的落魄艺术家、音乐人、舞者提供暂时的栖身之所，那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它依然故我，不愿“改邪归正”。然而，改变终究还是不期然地姗姗来迟，东村最著名的两幢大楼――位于第一大街和第二大街交汇的十字路口的9号和11号。即将在爆破的轰鸣声中化作尘埃，与它们一同离去的，还有满墙的涂鸦、著名的火星酒吧和酒吧里“世界上最肮脏的厕所”，以及栖身其中不付房租也没有产权的租客。取而代之的，是一幢摩登的新式大厦，整洁、明亮、便捷，没有记忆也没有负担。当然，最初的住户还是会返回这里，只不过他们的邻居不会再是一群穷得叮当响的艺术家，过去家园里的人与事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愈走愈远。
从都会荒原变为温馨家园
E.B.怀特在《这就是纽约》中写道：“纽约从来不缺慕名投奔的后生晚辈――青年演员、抱负不凡的年轻诗人、芭蕾舞女演员、画家、记者、歌手，每人都揣了自己的兴奋剂，每人都有自己的一群偶像。”Lou Reed、John Zorn、Patti Smith这些如今的元老巨擘都曾是寄居于东村的“后生晚辈”，而9号和11号就是与他们有着共同追求的人的王国。这些城市先锋自己动手将这片原本被人遗弃的都会荒原变成了温馨的家园。他们支付的房租极其低廉，有些甚至根本不用付房租，但他们并非毫无付出，坐享其成，他们为自己的小屋付出的是心血和时间，为这别人根本不愿驻足的破楼败宇注入了生命力。
在故事的最初，这里曾有两栋建筑。纽约市政府在1970年买下了这个街区所有房子的产权，包括9号和11号，当初计划在这里实施旧区改造，然而却迟迟未曾开工。
11 号是栋3层楼高的房子，丝毫谈不上光鲜亮丽；它的邻居是9号，那是一栋5层楼的公寓房，同样也不怎么起眼。它们彼此相邻为伴，位于南北走向的第二大道靠西一边，休斯敦东街和东一街之间。它们的外墙已经斑驳凋零，很多户人家的窗户也不见踪影，擅自入住的流民和瘾君子搞得这里到处都是垃圾污水，脏乱不堪。然而，1976年，外外百老汇剧团（Off Off Broadway）的先驱艾伦•斯图尔特（Ellen Stewart）女士偶尔路过，毅然决定在此安一个家。她设法从政府手中租下了11号楼中的2楼和3楼。事实上，斯图尔特女士一手创建的剧团La MaMa Experimental Theater Club的大本营另有所在，她的固定住处也并非在11号楼，这里只是她度过周末的地方，没人知道这幢楼究竟有什么地方吸引了她。
艾伦•斯图尔特自己用了3楼一半地方作为工作间，另一半借给了当时替她的剧团工作的希腊雕塑师Athena Voliotis。2楼的一半给了搞剧社的同行John Vaccaro。他的剧社名叫Play-House of the Ridiculous，安迪•沃霍一手捧红的Taylor Mead、Ondine和Ultra Violet都曾在他的剧社中演出过。
这些新住户入伙后就开始了建设工作，运走垃圾，铺设电线，安装了锅炉和管道供暖，粉刷了天花板和墙面，不知从何处拉来了冰箱，修缮了楼梯。Voliotis 女士花了好几个晚上把地板上烧焦的油布残骸清除。她把自己那半间房的墙壁刷成了白色，还安了个吊床，权当是治疗她对于故乡希腊的思念。Vaccaro每月支付的租金是294美元，从70年代末他搬进来直到现在，从没变过。
于是，11号楼里，一个小小的社区繁荣发展了起来。
1979 年，斯图尔特女士把2楼剩下的一半借给了自己剧团的一位舞台监督格雷琴•格林（Gretchen Green）。那年格林女士34岁，她来自康涅狄克，当时正在办离婚。除夕夜，她带着3岁的女儿搬了进来，后来还养了条名叫Regis的长毛猎犬。她的这半个单元的形状不太规则，面积却不小，有220多平米，母女俩常常会穿上滑轮鞋，在屋里滑上好几个小时，一边还跟着唱机里Blondie的唱片歌唱。不过，这间屋子在冬天十分寒冷，孤儿寡母只好挂起塑料薄膜来阻隔渗入屋内的寒气，还得再放上好几个取暖器。
与 11号楼的住客主要是艺术界人士不同，隔壁9号楼则是龙蛇杂处。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些擅自入住的租客多是流民，但他们却并不这样看待自己，毕竟他们也在这里投入了他们有限的金钱、时间和汗水，他们视自己为这里的定居者。9号背后是著名的万国教堂（Church of All Nations）的所在，住户们一直习惯称他们的楼为7号半，因为再隔壁是7号，他们认为这幢楼其实更靠近休斯敦东街，但进口开在了第二大道上，于是才担了名不副实的9号。
80年代初，年轻的气功学生弗兰克•爱伦（Frank Allen）和一群朋友搬进了9号楼，在3楼开了武术馆。他们凿开了墙上的煤渣砖，开了玻璃窗，窗明几净的房间适合开馆收徒。
纽约的最后一片乐土
随着80年代的到来，9号楼和11号楼街区里的生活也有了点小变化。天黑后，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常常会在这里的人行道上烤火取暖，格林女士就趴在窗台上看着火光闪耀。她的屋子楼下的店面被一家搬家公司租了下来，里面有个员工是个酒鬼，时不时会把女人锁在店里。格林女士听见女性的嘶叫就会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只会过来把女子解救出来，却对附近停着的一辆人进人出的小货车视而不见。那是一家流动妓院，拉皮条的和妓女直接在里面接客。
不知从何时起，东一街成了毒品市场，格林女士从消防通道看出去，就能瞥见许多瘾君子躲在那里吸毒，烟头发出的火光星星点点，像是一片飞过的萤火虫。然而，格林从来就没有感到过不安全，“这里的邻里关系很亲切，”她说道，“虽然这里看上去很糟糕，但实际上你认识周围的每一个人。”比毒品更可怕的是艾滋病的阴霾，Vaccaro先生的好多朋友和剧团同事因此被夺走了生命。他对于戏剧的热情也随之一去不返。
好在新租客的到来为这两栋大楼带来了新的生机。
80年代中期，纽约皇后区的本地人汉克•彭扎（Hank Penza）在11号楼格林女士楼底下开了家名叫火星的酒吧（Mars Bar）。老顾客们将自己的名字刻在酒吧墙壁上，用涂鸦布满了天花板和四周墙壁，在号称“世界上最肮脏的厕所”里吸食海洛因。如果声音太吵，影响了女儿睡觉，格林女士就会打电话给彭扎先生，他会降低唱机的声音，然后叫顾客们闭嘴。
9 号楼的墙面渐渐被涂鸦占领，旧的被新的覆盖，原来墙壁的颜色已丝毫不见踪影。武馆老师爱伦爱上了珠宝师拉娜•麦克阿瑟（Lana McArthur），他们带着几只猫眯一起搬进了9号楼武馆楼上的那间公寓。1991年，年轻的加拿大艺术家安德里亚•莱吉（Andrea Legge）搬进了9号的5楼，为的是这里房租便宜，她可以省下更多的钱用在艺术创作上。莱吉被这地方迷住了，在她眼中，这就像是个完全未曾被人发掘的国度，她可以自己决定如何规划它的模样，探索各种可能性。于是，莱吉装上了玻璃窗，吊高了天花板，把工作室和卧室用一堵墙隔开。地下室里会有瘾君子过夜，他们离开后，莱吉就戴上厚厚的橡胶手套，穿上胶靴，把地上散落的针头和注射器收拾干净。异装双人表演小组合Kiki and Herb中的一员贾斯丁•邦德（Justin Bond）也带着一只名叫“珍珠”的小猫搬进了11号楼，住在格林女士的那半间屋子里。低廉的房租让自认为非男非女的她可以省下钱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出唱片和出书。
1999年，拉娜•麦克阿瑟因为乳癌去世。一年后，爱伦开始约会精通太极拳的蒂娜•张（Tina Zhang），后者在2001年8月搬进来与爱伦同住。他们一起教授中国武术，还有学生在这里举办婚礼。2005年，张女士赢得了全美太极拳比赛的女子冠军。
艺术遇上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为这个区域烙下强烈的个性标签，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叛逆者、艺术人士、乞丐来这里光顾，人越聚越多。虽然朱利亚尼当上市长后大力打击纽约的犯罪，但这里却似乎不受影响，反而还成了纽约的“最后一片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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