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骆家辉到拜登 美式外交的政治秀

　　从骆家辉上任，再到拜登访华，美国政治家轻松掀起一阵小清新。前者身背双肩包，腰别老式手机套，后者在姚记炒肝店79元小餐，并由美国驻华使馆微博直播各种亲民情景，美国政治家驾驭公共外交的能耐练至炉火纯青的程度。

　　拜登副总统等5人点了5碗炸酱面、10个包子、拌黄瓜、凉拌山药、凉拌土豆丝以及可乐等，总费用79元。拜登在结账时对店主说，“给你们带来了许多不方便”，他掏出100元结账，剩下的按照美国习惯作为小费。你可以说这是一场政治秀，但这样的低调、廉价的政治秀，国内的民众似乎感觉很对胃口。

　　无需大惊小怪于网友由此产生的各种联想。比照当下的现实，就如处理动车事故的官员住五星级酒店的现实，就如茅台酒已成国内各行政系统的专用酒的现实，众多追捧美式外交风格的网友，并非什么阴险老辣的“带路党”，他们表达的是对低调、廉价而又有效的施政风格的赞赏，即使是一种政治秀又如何，姑且还是欢迎吧。

　　拜登以及骆家辉，再次证明新型外交风格可以对美国形象与文化软实力起事半功倍的效果，新型公共外交仅仅是一个开始，必将越来越深入，而秘密外交似乎将要走到尽头。但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外交似乎依然意味着神秘的阴谋以及闭门会议中的唇枪舌剑，“下一盘很大的棋”。秘密的宫廷外交曾是很长时期内各国外交实践中的通行规则。外交官多数神秘地来，神秘而去，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朋友敌人之间的轮回以及永恒的利益谋算。

　　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里，和平从来是一种例外，“时刻准备打仗”，和平只是战争的间隙而已。李大钊曾将秘密外交说成是野蛮世界的游戏规则，他在1919年5月18日的每日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痛斥野蛮的外交规则，“世间一切罪恶，都包藏在秘密的中间，罪恶是秘密的内容，秘密是罪恶的渊薮。我们若想禁绝罪恶，必须揭破秘密。”

　　长期苦难史的教育，在多数国人那里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他们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常识，丛林法则、囚徒困境必然无解，只有把对手想象成坏人才是最安全的。这种“安全法则”建构了民众对各国关系性质的基本认识。更有甚者，对于丛林世界，因为神秘而迷恋之，因为其野蛮而嗜血。

　　美国的“例外主义”

　　这就一定高明吗？或许精明，但不是最高明的。美国战略的例外主义体现在，通过建构更高级的秩序规则真正保全自己。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美国一直靠价值观为本立国。自由、平等、法治下的人权，熟悉美国历史便知道，丢掉了这些信条，美国就不成其为美国，甚至可能分崩离析。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人倾向于把冷战视为战时状态)，这些价值观更是根深蒂固。

　　美国外交传统中的理想主义和“例外论”一直是主流。基辛格认为，美国人不愿意以权力思考国际关系，对国际体系的权力均衡采取冷漠甚至厌恶的态度。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美国人在讨论外交政策时，无论是在谈论还是诉诸笔端，“均势”一词之前几乎都带有一个轻蔑的形容词———“过时的均势，名誉扫地的均势。”让世界各国均诉诸规则，抛弃权力政治，其基础首先是世界包括民众在内对秩序规则以及其基础理念的认同，这需要影响各国的认识问题。美国反其道而行之，诉诸规则的建构，而不是纯粹实力的较量，使得美国公共外交顺理成章得以开展，而且会越来越成为它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最主要的手段。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在美国民众那里，常常受到质疑，并没有在中国这样的好名声。

　　如果梳理一下上世纪80年中期开始美国驻华大使的情况可以看出，从洛德(曾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毛泽东和尼克松在中南海会见。美方陪同人员除了基辛格，就只有一个洛德做记录)，再到李洁明(曾是中情局对华情报员)，再到芮效俭(出身于情报系统)，多数有情报分析的背景，但到州长出身的洪博培以及商务部部长的骆家辉，这方面的色彩已经非常弱(至少表面如此)，但在公众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可以看出美国公共外交分量的显著上升。可以断定，公共外交将成为美国对华关系的新传统。

　　相比较，美国是一个严格从理性出发思考国家利益的国家。通过巩固已有现代国家的联盟、将中俄印等大国融入现存国际秩序、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才是其理性的目标。2010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要“追求四项持久的国家利益”，即“安全”(美国及其公民，盟友和伙伴的安全)、“繁荣”(在开放的、促进机会和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个强大、创造力强和不断成长的美国经济)、“价值”(在美国国内和国外尊重普世价值)，以及“国际秩序”(通过更好的合作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以应对全球挑战的国际秩序，当然美国是领导者)。冷战后的历史也证明，美国从未把任何一个大国视为敌国，这当然包括中国在内。近年两国元首会晤首要谈的正是战略互信的问题，今日中国官方也已经很少提及美国“遏制”中国的说法。

　　中美战略互信，难在民意

　　目前值得忧虑的并非官方层面而是民意之间的互动。记者近年也曾接触和了解到的一些美国驻华外交官，他们往往对敏感问题非常小心谨慎，注意防止刺激中国方面的敏感神经。职业外交官便是如此，他会在理念和现实之间维持平衡，使得关系处在可控的范围内。洪博培在北京一家民营书店的公开演讲中屡次回避尖锐问题包括记者对中国敏感人物的提问，只是从另一方面如他在犹他州的实际工作经历，包括定期公开举行市政会议，告诉中国听众公众参与的必要。新大使骆家辉的工作思路应该会在公共外交方面继续拓展。

　　而从中国外交官参与一些内部会议也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外交官之间其实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沟通，他们都不希望双方关系产生棘手的问题，无论如何，保持关系的平稳才是职业外交官的共通追求。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丁孝文在对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研讨时便这么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其实难在民意，而非官方层面，“两国政府都想把关系搞好，都有这样的意愿，但受到很大的牵制，这个牵制部分原因就在于民意。

　　按照丁孝文司长的观点，中国民意同样对中美关系牵涉巨大，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同样会反馈在美国民意那里，并产生颇为复杂的互动。美国人并不把中国当做战略对手，中国可以而且应当去把握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民众的观念能否与时俱进，同样十分重要。在中美关系之间，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你将美国当成敌人，它最后就是敌人，你想中美关系怎样，它最后很可能就怎样。

　　被视为中国外交智囊人物的王缉思教授近来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美国政府没有也并未打算以中国为主要战略敌手，政府扮演的多是救火队长的角色，比如中东北非事件，美国政府并非要挑起类似的事件，只是这样的事件发生，受国内民意压力，需要政府拿出应对行动出来。它所做的战略决策，更像是“顺势而为”。

　　所以，掌握中美关系未来方向的是中国，中国可以而且应当影响和把握美国的对华政策方向。美国新型公共外交究竟在中国民间可以释放何种影响，同样是其评估两国关系性质的重要依据。如果说中美要建立战略互信，那么两国民意基础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王缉思教授所说，如果民意感受与两国政府的战略互信不同步，两个社会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对立，政府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政治资本去处理。（作者：张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