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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海余生:三个少年海上漂流51天的求生故事(组图) |
www.sinoca.com 2011-06-26 南方都市报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不想那么快回去
夜幕降临了。很冷。又冷又湿。波浪和水沫不断溅到船里,积水很快淹到了耳部。在海鸥的叫声中,那索第一个醒来,发现周围已经看不见任何陆地。明晃晃的太阳挂在天空,显然他们无法跟着星星走了。费罗是第二个醒来的。他立即趴在船边吐了起来。然后萨穆也醒了,也吐了一阵。
萨穆又开动了引擎。“我们只管走就是了,”费罗说。去哪儿?“去哪儿都行。”他们并不担心。“我们以为会没事,”那索说。“那几个男孩不到五天就被救了。”
他们砸开椰子,喝干了椰子汁,椰壳随手扔了,甚至懒得把椰肉挖出来。然后喝掉了两瓶奶,又打开香烟,发现只有六根是干的。他们全抽了。
他们一会开,一会停。这是一个暖暖的阴天。他们有了新主意:跟着海鸥走。他们想,鸟儿总要回陆地的。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海鸥飞得很随意,有时就是绕圈。
随着暮色降临,他们有点饿了。同时想着阿塔夫岛上的人们在怎么议论他们。“我们情绪还挺好的,”费罗说,“没那么饿。”入夜之后,他们又在船底的水洼中睡了过去。
第二天,他们看见一架飞机,飞得很低。他们认定它是来找他们的。那索挥起手来,另外两人立刻嘲笑他胆小,这么快就想被救回去。“你是个丫头,”他们说。于是他停止了挥手。费罗和萨穆认为,两天不足以体现英雄气概。他们看着飞机飞远,相信它还会回来。
此时阿塔夫一片混乱。托克劳群岛的领导人叫“乌鲁”,这个职位每年一换,由各岛头领轮流担任。男孩们出逃时刚好轮到阿塔夫岛。担任乌鲁的库瑞萨・那瑟立即命令村里所有男人去礁湖和周围岛上查看,并与其他岛的头领联络。
阿塔夫诊所一名护士说,对这种事,阿塔夫人第一反应是“天哪,再也不要发生了”。人员失踪在托克劳群岛不时发生。大风会把船只吹得偏离航线,这种现象甚至有个专有名词:lelea.传说这些岛上之所以有人烟,正是因为1000多年前一艘玻利尼西亚人的船被吹得迷了路,来到这里。不过,托克劳人还有一个专有名词:tagavaka,指的是有人故意驾船离开―――为了爱,为了探险,或是为了自杀。托克劳人想自杀时,常常是开船直奔大海,直到汽油耗尽。
阿塔夫岛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次日早上向新西兰皇家空军求援。后者立即派出一架P-3猎户巡逻机,其雷达可以探测到潜艇潜望镜那样细小的物体。随机救援的奥尔尼中校说,飞机搜索面积超过2.2万平方公里,共搜索3次,整整用了8个小时。搜索时能见度良好,但海上有太阳反光。“很多‘噪音’,”他说,“我不知道怎么错过他们的。”不过他补充说,三个孩子坐的船很小,又没有GPS信标,即使动用最高级设备,找到的几率也只有五分之一。
东西吃完了
飞机离开几个小时后,萨穆身上开始出皮疹。情况颇严重:腿上、胳膊上都出现了奇痒的红肿,可能是因为在海水中睡了两晚。他不停抓挠,船上落了很多皮屑。
到了这时―――已经快到第三个晚上,不知道身在何处,食物又相当有限―――你可能以为他们会开始恐慌。但三个孩子都说没有。他们坚信很快会有人来救自己。第二天,他们喝完了带来的淡水,继续砸椰子喝椰汁,只是这次仔细把椰肉挖了出来。当夜,他们用光了所有汽油,入睡时身边只剩下11个椰子。
和前几晚一样,他们睡得很不踏实。风越来越大,第一晚就失去了衬衫的那索尤其觉得冷。第五天到了,身边仍然只有茫茫大海。没有救援船,没有飞机。那索终于忍不住问:“难道现在我们还不该被救回去吗?”另外两人的反应?“他们冲我大笑,”那索说。
他们的嘴巴很快变得干干的―――虽然预报有风暴,但到现在一滴雨没下―――唯一能吃的就是椰子。他们每人吃了两个椰子,就总给养量来说已经很奢侈,但仍不足以缓解饥渴感。这次入睡时身边只剩了5个椰子。
太阳又一次升起来了―――上次那几个孩子冒险时,此时已经获救―――三个人都承认,他们想回去。“我们开始担心,”费罗说。他们同意当天只吃一个椰子,但三分之一个椰子实在太少了。“我们的嘴唇仍然很干,”那索说,“胃里空空的。”费罗说。不过他们强忍着不再多吃。“我一直想着鸡肉,”那索说,“鸡肉、蛋黄酱、米饭,妈妈做的那些饭。”城里孩子费罗在想像中撕开麦当劳巨无霸的包装,从没见过麦当劳的萨穆则说起了炖金枪鱼。
到了第二天早上―――第六天―――三人都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但又能怎么办呢?他们坐在长凳上,面面相觑。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看、可读,想用聊天来转移注意力,但无话可说。“一切都安静下来,”那索说,“我脑袋里想的全是水和果汁。”
很快椰子就只剩下一个了。萨穆负责砸开它。他用了木锤,小心不漏出任何一滴。萨穆先吸了一口,然后传给费罗,后者又传给那索,那索又传回萨穆,萨穆喝完了。他们挖掉了每块椰肉。就这样了。他们把椰壳扔到海里。
身边什么也没有了。
只有太阳,火辣辣地烤着他们。干渴像一只手,扼着他们的喉咙。“那时我们开始考虑喝海水,”那索说。费罗警告说,这不是个好主意,他在发现频道学过这样的知识:海水的盐度是人体血液的三倍。为了稀释这些盐分,每个细胞都会脱水。
第二天早上,萨穆宣布:“我要喝海水。”然后舀了一杯,开始啜饮。“看着他喝,很难抵制那种诱惑,”那索说。“我也是,”费罗说。
于是他们都喝了海水。
味道如何?“很讨厌,”那索说。但他们还是接着喝。雨一直没下。
他们陷入了沉默。几个小时才说一句话。“我们不愿意看对方,不愿意看海,也不愿意看着船,我们受够了,”那索说。
当终于忍不住说话时,他们都说什么?
“饿,”那索说。
终于,在旅程开始一周后,下雨了。很大的雨,下了十分钟。油布第一次派上了用场,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它掏出展开,准备接雨水。
这时,更大的惊喜出现在面前。
储藏室里,油布旁边,还藏着三个椰子。虽然很老,而且已经被砸开,椰汁都漏光了,还沾了汽油,但里面仍有椰肉。他们立即把椰肉吃个精光,喝掉了收集到的每一滴雨水。
一个月只吃了四条小鱼
过去几百年来,发生过好些怒海余生的故事。最近一次是2006年8月,3名墨西哥渔民在太平洋上漂流了285天,被人救起,创下了海上漂流时间最长的纪录。但在研读了几十个这样的故事后,我意识到,那些幸存者中,没有人比这几个托克劳男孩的经历更悲惨。可能唯一可与他们“媲美”的是“埃塞克斯号”上的人。 1820年,“埃塞克斯”号被一头鲸鱼撞坏,20名船员坐小船逃生,在海上漂流了三个月。他们彼此相食,只有8个人活下来。
几乎每个故事都表明,怒海求生的关键是捕鱼能力。创下纪录的墨西哥人有一整套捕鱼设备,还有成堆的衣服和足以装下50加仑雨水的容器。他们抓了几百条鱼,获救时体重几乎没有减轻。墨西哥人之前的纪录保持者是Poon Lim,这位华人1942年乘坐的英国商船遇到鱼雷。他坐小船逃难,用灯丝和铁钉做了两个鱼钩,靠捕鱼坚持了133天获救。1973年漂流了118天的莫里斯和玛拉琳・贝利有很多罐装食品,船上还有炉子、书和纸牌。1982年漂流76天获救的斯蒂芬・卡拉汉有两个太阳能蒸发器,可把海水转化成淡水,还有一支鱼枪。7年后,比尔・巴特勒和西蒙奈・巴特勒漂流了66天,他们有渔具、多米诺骨牌、罐装食品、毯子、收音机和七瓶依云水。他们甚至扔掉了50磅鱼肉,嫌味道不够好。
萨穆、费罗和那索倒是看见了很多鱼。他们的小船就像礁石,移动时形成阴影,吸引了不少小鱼,而小鱼又吸引了很多大鱼。此外还有盘旋的海鸟,白天在附近捕鱼,晚上就栖息在水面上。食物摆在眼前,只是无法到手。
费罗和那索想过拆开发动机,把里面的线扯出来,做成鱼钩。对萨穆来说,钓鱼并不难,他本来马上就要成为tautai了,那可是托克劳渔民能得到的最高称号。他掌心有“托克劳文身”,是徒手拉钓丝时留下的伤痕。
所以,即便是现在,形势变得危急之际,关于谁该掌控这条船,仍然没有疑问:是萨穆。这是他舅舅的船,他舅舅的发动机,他不准任何人碰它。他的意见很明确:除非死了,他是不会让他们拆掉发动机的。
我觉得这种立场令人难以置信,但和当地人探讨时,他们都说完全理解萨穆。这是托克劳人根深蒂固的信念:你可以偷别人的船,但绝对不要乱搞船上的发动机,重换一个费用要超过2500美元。
那索想徒手抓鱼,他把手伸入水中,感觉到鱼儿游过,却总是抓不住它们。他们还看见几条鲨鱼。萨穆打算叼着弯刀,从船上跳到鲨鱼身上,割断它的喉咙,另两人都求他别这么干。最后鲨鱼游远了,萨穆还在船上。
他们后来的确抓到了几条鱼,但纯属偶然。这艘船的一大缺点就是船沿太浅,海水老是会溅进来,但是有时―――总共有4次―――海浪扑进来时带了一条鱼。其中三条很小,那索说只有小手指那么大,每人咬了一小口,另外一次比较幸运。海浪带进来一条大点的鱼,长约1.5分米。他们每人四口,把它吃掉了。那索说他吞下了整个鱼脑袋。在吃掉最后一个椰子之后,这就是他们在剩下一个多月里吃过的所有东西。
差不多每隔两天就下一次雨,他们把油布弄成碗状接水。雨水里漂着脏东西,还有油布上掉下的塑料。开始他们用杯子喝水,但有一天萨穆不小心把杯子撞在船舷上,碎了。此后他们就像狗一样舔水喝。他们每次都想储一些水,但从未做到。干渴的感觉压倒了一切。不过,至少在一次暴风雨后,他们体会到了喝饱的感觉。
他们身上很快布满皮疹。三个男孩都有着黝黑的皮肤,但阳光依然造成了灼伤,只有脱光才觉得舒服些。在绝望中他们把衣服扔到了海里,只留下费罗那件T恤,当作抹布。
最终,为免躺在水洼里,他们开始坐着睡觉。三人挤在油布里,任海浪拍打,晚上也懒得舀水。“我们不在乎,”那索说,“只想睡觉,睡过一天。”白天也经常打盹,以消磨时间。
时间过去大约两周时,他们开始吵架。这时三人很饿。“感觉就像胃被撕开了,”那索说。当然情绪也不会好。“很容易生气,”那索说。晚上尤其糟糕,每个人都想多争取一点睡觉的空间,经常恶言相向:“滚开,”“挪挪你的肘子,”等等。
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转移注意力。他们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天,只看到圆盘似的太阳升起又落下,水随着日光的明暗不断变幻着颜色。天气不好时他们随着波浪起伏,一会被抛起,一会又落下,落差达到9米多。地平线上除了海水,啥也没有。“晚上我盼着天亮,”那索说,“白天我又盼着天黑。”有时,在黑暗中,带磷光的浮游生物在水下游动。萨穆为这种景象所诱,伸手去打捞,戴的金戒指却滑入海中―――他瘦了很多。
他们暗暗思忖自己到底要在海上漂流多久。他们认为总会碰上一个小岛,但也知道可能会不断漂流下去。有时船只会被卷入巨大的漩涡,一连几年都在打转。1890年,“马尔伯勒号”驶离新西兰,直到23年后才出现在智利海岸―――连同船员们的尸骨。
有时三个孩子会祈祷,通常是晚上。“上帝,”他们会哀求,“请带我们回家。请宽恕我们。我们会乖乖的。”他们向上帝许诺:“我们永远不喝酒了,永远不抽烟了。”“我们会好好学习。”“我们会好好照顾家人。”
有时他们会哭泣,三人都哭过。“眼泪就那样下来了,”那索说。一个人背转身去,以手捂面,另两个就知道了。他们会坐到同伴身边,抱住他。“会没事的,会没事的。”“我们会回去的。”“我们会见到你家里人的。”
一场风暴袭来,雨下了整整两天半。这是他们遇到的唯一的大风暴。他们拼命舀水,积水快涨到凳子的高度了。他们在颤抖。即便是热带的大雨,也带来阵阵凉意。他们将自己裹在油布里,盘腿坐着,从外面看上去像一个小小的干草堆。油布里比较暖和,因此虽然船里积水,有沉没的危险,他们还是坐了一整天,光溜溜地挤在一起,任凭雨像鞭子一样抽打。
又过了几夜,他们看见了一艘船。一艘大船,橙色的灯光勾勒出甲板的形状。自从离开托克劳,他们没见过一艘船。但这艘船离他们有多远很难确定,他们想,不如努力追上它吧。于是他们把油布扯起来当帆,希望能乘风前进。但毫无进展。于是他们又开始讨论是不是该跳下水游过去:是让萨穆一个人去呢?还是三个人都去?在他们讨论时,船驶远了。
看着它离开,三人都感到恐惧。他们想,这也许是最后的生存机会。他们想着那艘船上可能有的食物和温暖。他们互相指责,怪对方没有跳下水,没有为拯救大家作起码的努力。现在他们只能坐在小船上,呆呆等待。
那索崩溃了,他考虑自杀
那艘船离开不久,那索就不行了。他不再说话,甚至懒得坐起来,只是躺在船底,一动不动,眼睛半闭,就这样过了几周。
饥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身体消化完胃里和小肠里所有的食物―――早在几周前就是这样了―――储存在脂肪里的能量开始发挥作用。当所有可利用的脂肪被利用掉,身体会转向肌肉组织,细胞从内部开始吞噬你。胃的抽搐一直不停,哭喊着向你要食物。孩子们的手指甲和脚趾甲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极度饥饿症状,指甲中间出现了粗糙的白色正方形,头发开始脱落。
那索的崩溃激怒了萨穆。费罗保持中立,但萨穆知道如果他们想活下来,就得合作。“那索不帮我们清理,不帮我们舀水,也不说话,”费罗说,“我说:你怎么样?他一声不吭,就那样躺着。”
那索把自己封闭起来,他的舌头拒绝工作。“我想说话,”他说,“但我嘴里有种可怕的味道,用海水漱也没用。怎么都没用。我去不掉那种味道,不管怎么做。”
一些句子在他脑中滚来滚去,一遍又一遍,连着几个小时。“我为什么来这儿?为什么来这儿?”“我恨这一切,恨这一切。”然后他开始期待死亡,一个14岁少年不应期待的东西。“我想到了自杀,”他说。他想过用弯刀刺向胸膛,但刀子锈了,变得很钝。
“我想怎么死最快,最轻松,最不痛苦。”他说。最后他想好了:把发动机上的绳子绑在腿上,然后把发动机卸下来,从船边跳下去,坠入3000多米深的海底。“我没告诉他们,”他说,“只是自己琢磨。”
而此时,在阿塔夫,人们不知该怎么办好。几个孩子的课桌照样摆着,人们每天早上都跑到海滩上,希望能看到什么。
费罗的父亲塔穆说,那段日子他总是梦见儿子,却无法跟他说话。理性告诉他没有希望了,但梦告诉他儿子还活着。他停止了工作,在海滩上搭了一个帐篷,晚上就坐在那里,凝视着海面。
乌鲁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他想停止搜索,但又不能过早宣布孩子们已经死亡。“我们每天一早一晚为他们举行特别仪式,”他说,“但不是悼念。只有确认死亡时我们才会悼念,我们可以等好几年。”他跟萨摩亚群岛一名经验丰富的船长聊过,此人从孩子们失踪那天一直在关注天气和风暴情况。六周后他告诉乌鲁:“对不起,孩子们已经走了。”他说,在没有食物和饮用水的情况下,没人能支撑那么久。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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