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城议会由包括市长在内的5位议员组成，他们聘请一位城市经理、一位经理助理和一位警察局长，管理城市的具体事务。
2010年9月，贝尔城原城市经理瑞兹被戴上手铐，押送离开。
2010年9月15日，加州司法总长杰瑞・布朗签署了对贝尔城官员的诉状。
丑闻被揭露后，贝尔城的市民围在市政府外高呼口号表达抗议。
贝尔城是美国一座不起眼的“小县城”。它的面积在美国1257个城市中排名1245，人均收入是其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地区的倒数第一。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字，这里仅有的35000名居民中，超过1/4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但在过去的一年，洛杉矶市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却一跃成为这个国家最受关注的城市。
引发这一变化的是两名记者。在持续至今的系列报道中，来自《洛杉矶时报》的杰夫・戈特利布和鲁本・维夫斯揭露了隐藏在贝尔城的腐败硕鼠：在这个洛杉矶最穷的县，公务员的工资却是全国最高；其中，县政府“一把手”的年薪超过150万美元，“相当于奥巴马总统4年的工资总和”。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加利福尼亚州司法总长评价说。
这些爆炸性的消息引燃了当地居民压抑许久的怒火：涉案官员和议员被迫辞职，并遭到起诉和逮捕。消息也给原本死水一潭的城市带来了改革的动力：被丑闻惊醒的市民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投票、监督政府，甚至直接报名参选市长。
在前不久结束的美国新闻最高奖普利策奖的评选中，评委会也将最重头的“优秀公众服务奖”授予了《洛杉矶时报》，以表彰贝尔城腐败丑闻系列报道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两位记者关于贝尔城的报道，是新闻在公众服务方面最有价值的例子。”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的执行官西格・吉斯勒说，“在他们的推动下，贝尔城的腐败官员受到了惩罚，民众与政府的互动也开始变得更为密切。”
这又是一个“穷县富官”的故事
这场腐败丑闻露出马脚，完全出于一场偶然。
这又是一个“穷县富官”的故事
2010年夏天，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州的各级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当年7月，因为无法获得保险公司的赔款，洛杉矶市下属的梅伍德县政府宣布破产，他们解雇了全体公务员，并且把自己的管理工作都外包给了自己的邻居――贝尔城。
《洛杉矶时报》记者戈特利布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当时，自己和同事维夫斯一起被报社派去跟踪这个“大消息”，谁也没有想到，两人最后却在看起来毫无异状的贝尔城，发现了一起更加惊人的丑闻。
到达梅伍德市之后，戈特利布很快听说，司法部门正在对这里的财政状况进行调查。他马上打电话给洛杉矶市的地方司法官员进行确认：“你们在调查梅伍德吗？”
“没有这回事。”这位官员立刻否认说。
戈特利布失望地结束了对话。不过，在挂掉电话之前，他又随口多问了一句：“那么，你们在调查贝尔城吗？”
“没错，我们正在对贝尔城议会薪酬过高的问题展开调查。”电话那头的司法官员说。这位官员解释说，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的规定，兼职议员的年薪应当是8000美元，但在贝尔城，议员们的收入已经接近10万美元了。
戈特利布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条更有价值的新闻。这位经验丰富的记者曾经在多年前揭露过洛杉矶地区另一个县的腐败丑闻，当时，那里的官员入住豪华酒店，在高档饭店里大快朵颐，用能想象得到的各种方式挥霍公款。而在新闻报道曝光之后，一位官员因此锒铛入狱。
“好吧，这又是一个‘穷县富官’的故事。”戈特利布在事后回忆说，“当时我就敢肯定，贝尔城的故事肯定不止高工资那么简单。”
两位记者很快赶到了贝尔城，希望调查几位官员的雇佣合同。在这座小城，政府组成就像一个企业：公民直接选举出5位议员组成议会，其中包括一位市长，议会相当于“董事会”，市长相当于“董事长”，而他们则通过签署合同，雇佣一名“城市经理”、一名城市经理助理及一名警察局长，负责管理城市的主要事务。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贝尔城的官员并没有立刻提供这些信息。
戈特利布和维夫斯只好拿出了“法律的武器”。他们按照《加利福尼亚州公共信息使用权法》的规定，向市政府秘书员再一次提出书面申请，查询城市经理和其他官员的雇佣合同。按照法律规定，这些资料属于“公共信息”，任何公民都有权了解。
因为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秘书员同意了他们的申请。不过，他们需要等待10天，并且向政府支付1美元的“复印费”。
在等待的时间里，两位记者每天都给秘书员打一个电话，询问资料进展到了哪一步。大多数时候，电话那头只是重复同样的字句：政府正在处理他们的要求，请耐心等待。还有几次，秘书员甚至根本不愿意接听他们的电话。
最后，戈特利布不得不摆出了强硬的姿态：“如果拿不到资料，我们就会直接起诉市政府。”
9天后，两位记者终于接到了来自市政府的电话。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告诉他们，城市经理罗伯特・瑞兹希望跟他们聊一聊。
随后，电话被转交给了瑞兹。“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想要的资料。”这位贝尔城的高级官员说，“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坐下来谈谈。”
戈特利布说，事情的发展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内。“官员一定会和我们见面的。”在回复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这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写道，“如果一位官员避不见面，那每个人都知道，他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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