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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人误读的新加坡 民意压力下的君子之战(图) |
| www.sinoca.com 2011-05-20 南风窗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你的专制，我的民主
把新加坡理解成一个没有民主的专制社会绝不只是许多中国人的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新加坡之外的世界对新加坡的普遍印象，甚至也是某些新加坡人（比如新加坡民主党领导徐顺全和他的追随者）的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然而就其政治制度的基本设计而言，新加坡算得上是个民主社会。
新加坡宪法自我定位为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共和国，国家体制包括立法（国会）、司法和行政（内阁）机构，国会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多数党议员组成内阁，行使行政权力。新加坡也有民选的总统，但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角色，不具有实质权力。总体上来说，新加坡的公权力是由行政主导，总理领导的内阁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导性作用。
新加坡今天的以民主选举为基调的政治体制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作为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没有建立苏联东欧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土壤。李光耀作为主要创建人之一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自从1959年以来的执政党，但它在1954年诞生后到1959年一直是个主张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左派反对党。李光耀从英国学成归来后以律师身份参与政治，决心实现在新加坡掌权并实现新加坡的独立自主，但他并没有招兵买马打游击走军事斗争路线，而是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最后掌握了行政权力。
李光耀和创立行动党的几位主要精英都是在英文教育的环境下长大，崇拜英国的一切，包括它的政治制度。此外，殖民地生长的他们也不熟悉别的政治制度。这些背景都决定了他们为新加坡所设计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偏离英国体制太远。再者，李光耀夫妇两人都是剑桥大学法学院的优等生，精通英国法律，李光耀也决心继续全盘采用英国的法律制度作为新加坡的法律。而英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保护私权，包括个人财产权和人身自由，经商自由，以及缔结和执行合约的权利。这些大框架既已确定，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就有了选举民主和法治的双重约束。
但是李光耀和他的创党同事也足够务实，认为新加坡当时处于第三世界的经济状况和人民普遍缺乏教育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完全西式的民主。此外，他们还有很强的精英心态，认为自己能替普罗大众做出更好的决定。这两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下，新加坡在行动党的主导下建立了一种“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其目的是要在民主和治理之间实现平衡；其特点是，较之西式民主，对人民的自由有所限制，而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较少限制或没有限制，创造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
但无论如何不能误解的是，新加坡从来实行的都是全国一人一票的国会选举,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权力首先来自人民通过选举给予的授权，并且通过每5年一次的大选进行授权的更新。因此，尽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年年执政，它也算是一个民主选举的政权。
然而那些关于新加坡“专制”的说法真的就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吗？新加坡人民真的就那么喜欢行动党每次不选它都不行？这就要提到李光耀领导下的行动党维持统治权的“秘诀”：简单来说，一靠能力，二靠权谋。人民行动党的治理能力是举世公认不须赘述的。在短短的30年左右时间，行动党将新加坡从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带入了第一世界国家，打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花园城市现代化国家和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但民主社会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仅凭能力无法保持选民的忠诚。行动党的百战百胜，还有赖于李光耀的一系列权谋。一个方面就是，行动党被指责利用执政优势对反对党势力大力打压。执政党有执政资源，能够对选民做出种种可以实现的许诺，如组屋翻新、地铁修建等，这些反对党根本做不到。政府在选举前常常重新划分选区，将反对党辛勤耕耘的基层优势化有为无。执政党全面掌握媒体资源，对反对党的正面新闻不报道或限制报道。执政党也被指责善于利用司法通过打官司来压制反对党人。比如第一位竞选获胜进入新加坡国会的反对党工人党议员拉惹勒南,1986年被新加坡政府指控伪造工人党账目，从而被废止议员资格并剥夺律师执照。 1988年，当时作为新加坡最高上诉机构的英国枢密院裁定认为剥夺拉惹勒南律师资格有违公平，新加坡政府随后终止了向英国枢密院上诉的惯例。新加坡民主党的徐顺全2001年大选中称李光耀和吴作栋两人隐瞒国会向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提供巨额贷款，被两人控告诽谤，新加坡法院判决徐须向李和吴赔偿数十万新元，徐没有支付能力，2006年被宣告破产。
在打压反对党之余，行动党也被指责善于制造恐惧气氛，表现为经常向选民灌输一旦行动党不再执政,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安全就要无法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就要下降等等。鉴于行动党强大的治理能力和已经取得的成绩，这个说法对很多新加坡选民来说颇有说服力。
民意压力下的“君子之战”
本次大选不同于以往的一个特点是，许多选民不再恐惧，而是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真的把自己的票投给了反对党,导致行动党不仅总得票率史上最低，并且第一次丢失了一个集选区，算是执政党受到的不小的挫折，称为历史上最“弱势”的政府。对于行动党在阿裕尼集选区丢掉国会5个席位的个中缘由，新加坡《海峡时报》总结出六大因素：一曰工人党派出了“超级A队”，算是反对党阵营的最佳团队，包括表现一直杰出的反对党议员刘程强和林瑞莲，以及履历亮眼的国际大律师陈硕茂；二曰选民担心国会没有反对党；三曰工人党更了解民众需要；四曰工人党打造“第一世界国会”的竞选口号比行动党不伦不类的“炒条，热腾腾，香喷喷”口号对选民更有吸引力；五曰李光耀的“忏悔论”让选民大为不满；六曰地理因素，阿裕尼靠近工人党的老巢后港区，两地选民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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