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法院在争什么？

　　一

　　最近，美国举行中期选举，许多中国人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在我们看来鸡毛蒜皮的事情，比如，妇女堕胎，同性恋的性行为，学校举行课前祈祷，竟然会成为美国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焦点？在我们看来，同性恋能不能结婚，屁民的婆姨选择在什么时段流产，是三个月前还是三个月后，犯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电视上辩论吗？电视上为什么不播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比如言论自由，比如群体事件，公民维权上访等，这些问题哪一个不比“学校里能不能讲进化论”，“鸡奸算不算犯罪”更重要？

　　这些疑惑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都不难理解，但仔细一想，你就会发现：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美国人早就解决了。比如中国人望眼欲穿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在二百多年前就由合众国的开国之父们通过制度摆平了。方法很简单，就是：建立多党制，实行三权分立，地方自治。再要简单地说，就是：一人一票。言论自由，群体事件，公民维权上访等更是不成问题，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力”。

　　你当然可以推己及人，认为美国人的法律是虚伪的，规定了不等于能执行。但实际上联邦法院在几十年的司法审判中，曾几次将烧国旗视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予以保护。在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中，最高法院更是破天荒地裁定：国防部认定的“绝密”不能成为干涉新闻自由的理由，“以牺牲代议制政府知情权为代价来保护军事和外交秘密，这种做法不会为我们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下级法院的新闻禁制令就这样立时失效。

　　对于这种判决，中国人当然不会理解。其实，正如1989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在判完国会山下烧国旗一案后说的：“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允许你烧，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烧它呢？”因而，如果你现在还是要问，美国人为什么不在选举期间争论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我只能告诉你：堕胎、同性恋就是他们认为的“重要事情”，而我们认为的“更重要的事情”他们早就解决了。

　　文明没有高下，但有迟早。我们和他们不在一个时间维度里。

　　二

　　上海三联书店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是美国资深法律评论员、记者杰弗里。图宾写的。是书以生动的笔调叙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1990—2007年间，在堕胎、言论自由、种族平权、同性恋、政教关系等议题上的观点交锋和立场变化。在追述最高法院近17年来重要判决的同时，作者还以列传的形式给我们描绘了伦奎斯特、奥康纳、罗伯茨、肯尼迪、斯卡利亚、苏特、布雷耶、托马斯等大法官的个性、理念与成长经历，并生动阐释了大法官们的个人偏好、政治立场与判决意见间的关联，尤其是大法官的任命与美国政局变迁之关系，让一些中国人看了很失望。他们说，天哪！我们原以为美国是天堂，但看了最高法院判决的内幕，觉得也不过如此；尤其是看到，围绕大法官的提名两党展开的政治斗争，以及这大法官在审理一些关乎“意识形态”的“大案要案”时，总是站到各自的政治立场上打分，惊呼：这不和我们一球样么？甚至还有人拿美国司法的政治化，来论证中国司法政治化的合理性，说，你看，既然连美国最高法院这样的神圣机关都不能超然于政治之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哪家法律能做到司法独立呢？言外之意是：不要争了！天下乌鸦一般黑。

　　实际上，法治追求的目标不是与政党政治绝缘，而是限制政府，保障人权。由普通公民主导的民主制度也从来不敢宣称自己是完美的，倒是一些独断专行的国家喜欢标榜自己“伟光正”。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判之所以不能摆脱两党的意识形态纷争，与美国最高法院在联邦框架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在分权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大有关系。

　　我们知道，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后履任的。因而总统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能够顺利实行，总是希望把支持自己政治立场的法官送到最高法院。但这并不意味着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是总统线上的人。因为总统只有提名权，最后的确认要经过参议院的多数同意，而大法官的任职又是终身制的，除非有重大的渎职行为，要启动国会的弹劾程序外，总统并没有罢免权。这样，一个总统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任期内没有一次提名的机会。他在四年或八年内都得面对“先皇”留下来的大法官。

　　好不容易熬到一个大法官老死或自动退休，总统逮着了一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他也不敢把己方中那些持极端主张的人提上来。原因很简单：假如你是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你把那些宣扬种族隔离，禁止妇女在任何情况下堕胎的人提上来，不用说对立党派的参议员，就是自己一方的参议员也未必会给你投赞成票。退一步说，即使支持总统的参议员占绝对多数，总统也有把握他们都会投赞成票，处于少数的一方是不是就完全无计可施了呢？不是。2005年乔治。W.布什获得连任后，想任命一批极端保守的法官进入最高法院。那时参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已经占了多数，位居少数派的民主党人就扬言他们要启动“阻挠议事法”（filibuster）。

　　所谓“阻挠议事法”，就是通过“冗长演说”阻止正在审议的议案或提名交付表决。这是美国参议院的一项特殊议事规则，目的在于给少数派留下一道最后抵抗的程序。因为根据参议院历来的规矩，只有所有的参议员都发言完毕才能将某项议案交付表决。也就是说只要有人发言，这项议案就永远没有表决的机会。直到过了预定的表决期限，或对方实在不胜其烦，宣布放弃某项议案为止。你也许会问：假如碰到一个“流氓参议员”，不管你有多重要的议案，他就是没完没了地占着话筒，岂不是再好的议案也别想通过了？不会的。因为根据规定：发表“冗长演说”的议员，可以吃饭，可以喝水，但不能坐下，更不能离开大厅，一旦离开就被视为放弃发言权，其他议员就可以乘机投票，立即表决，“阻挠议事法”即告失败。

　　鉴于这种严厉的规定，身体不好的议员即使对某项议案深恶痛绝，也不敢轻易发表“冗长演说”。不说别的，单是不让上厕所一项，就使好多人望而生畏。因而历史上采用这种极端手段阻止表决的议员并不多见。但也不是没有不服输的人。1955年，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科尔宾为了封杀一个征税法案，在参议院讲台上连续讲了26小时15分钟。相比之下，另一位参议员Strom Thurmond的成绩就稍微差一些。1957年，为了对抗民权法案，这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老汉一连讲了24小时19分钟，讲到最后实在没什么可讲的了，就在讲台上念电话号码本。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你是在启动一项程序，讲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把时间占住就可以了。在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中，一位叫麦克。格拉弗尔的参议员，为了支持本案的主角艾尔斯伯格，宣布他将启动“阻挠议事法”，就是在参议院的讲台上朗诵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为此，他事先看了医生，因为要保证站着念文件30个小时，必须要有好的身板。除此之外，他还在裤子里装了一个大的小便器，以保证尿液不会流到国会大厦的地板上。

　　由此可见，这项程序的设计者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想阻止“多数”挟人数之威通过一些让“少数”绝对无法忍受的法案，于是就设计了“阻挠议事法”；同时他又想阻止“少数”滥用“阻挠议事法”干扰“多数”正常议事，于是又附加了相关的条件，使得滥用者必须支付高昂的身体代价，比如憋尿，两腿发软，因站立太久导致的头晕眼花等。

　　因而不到万不得已，少数派不会使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如果眼看这种激烈的对抗就要发生了，双方都会寻找一个折中的方案来避免。民主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能妥协。2005年春，民主党人之所以放话给布什，目的正在于让布什妥协，不是真的想使用“阻挠议事法”。如果真的想使用“阻挠议事法”，就用不着事先放话了，到时候兀地来个“冗长演说”，不正好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么？布什当然也明白民主党人的心思。随即成立了一个由14名中间派参议员组成的协调小组，负责解决双方的分歧。最后达成共识：让那些晾了很久的保守派法官尽快接受投票，无论是进是退，都该从速表决；作为回报，共和党也不再提出修改“阻挠议事法”的规则。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