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或缺的立法规定：宪法规定和具体法律体系相配套
紧急状态法的制定，不在于赋予国家超越法律的特权，而在于即使是非常时期，也能将国家权力的运转纳入法治轨道之内。尽管出于共同的目的，各国的紧急状态立法也有区别。就宪法与紧急状态法的关系，大致有以下三种：一，宪法中做原则性规定，并根据宪法制定全国统一的紧急状态法，主要存在于法国，俄罗斯等大陆法系国家。二，无成文宪法或宪法中不对紧急状态作出规定，但有较为齐全的紧急状态法律体系，主要是英国，美国等海洋法系国家。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宪法并不对紧急状态作规定，全国也没有统一的紧急状态法，但相关的法律分散在自卫，防灾，治安，防止经济危机等单行法中，如日本等。
在全球化的情况下，社会危机频率高发，辐射迅速，仅有紧急状态下的危机处理能力显然不够，更多的国家将精力投入在预防和避免紧急状态上，常设的危机处理协调机构因此出现。美国在《紧急状态法》下组织了一个全面有效的全国危机处理应急机制，成立了国土安全部下属的联邦应急事务管理总署，俄罗斯也设有紧急情况部，专管各种天灾人祸。
台湾地区实行戒严长达38年之久，为全世界实施时间第二长的戒严。
台湾：《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成为“事实上的宪法”
自1949年3月台湾地区“立法院”会议确认正式实施戒严令，到1987年蒋经国宣告终止戒严，台湾地区经历了长达38年的长期戒严，在此期间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相结合，除了党禁报禁，封闭全岛之外，许多其他权利也受到侵犯。1948年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予了“总统”“紧急处分权”。此法本来有效期仅为两年，但在随后不断延长，持续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与此同时“临时条款”的内容大大增加，逐渐形成一套独立于宪法之外，凌驾于宪法至上的“戡乱法制”系统。在白色恐怖之下，三权分立形同虚设，行政权力凌驾于立法和司法之上。
就法理而言, 紧急状态法属于特别法，在紧急状态下，这种特别法的效力优于其他法甚至部分优于宪法。但国家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分配，也是其他法律制定的依据，不能违背。即使是紧急状态法，对于民权的限制和国家权力的扩张也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多个国家严格规定了紧急状态下仍不得修改宪法，不得触动国体和政体等基本国家制度，因为一旦宪法被替代，扩张的国家权力便无所限制，势必导向专制独裁。
不得违反的基本人权底线：生命权，免受酷刑权
在埃及，实行长达30年得紧急状态法允许当局在不经起诉的情况下拘押个人，并通过军事法庭审判。在叙利亚，刚刚废除，延续长达48年得紧急状态法允许国家机器肆意逮捕，干预公民自由。在阿尔及利亚，政府无限期延长紧急状态长达19年，未经批准的集会示威皆遭到禁止。一国实施紧急状态后，国家权力得以扩大难以限制，个人权利的保障此时便面临威胁。尽管出于维护国家生存的需要，人民根据宪法所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会受到限制，但通过人权克减维护国家稳定并非是无条件的。
即使在紧急状态下，多国法律也规定了存在政府不得加以限制的人权，即人权的最低标准。如1905年《尼加拉瓜宪法》规定，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除关于充公物产与个人生命之保给两条外，当宣告施行军法时可暂时停止之。”1982年《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19条第4款规定，“宣布戒严决不能侵犯生命权、人格完整、个人身份、个人的公民资格与公民权利、刑法的非追溯性、被告人的抗辩权及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相关规定，即使在紧急状态下，公民的生命权，免受酷刑权也不得被加以限制。只是在现实操作中，相关法律也容易被束之高阁。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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