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震灾里的日本:灾难中最要紧的是管好自己(组图)

　　[导读]日本人具有这样的共识：个人对他所从属的社会负有重大责任，事态越严峻，就越应该管好自己

　　对于灾难，日本人的灵魂中有着坦然接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灾难愈深重，这种意识愈凸显。实际中的体现就是忍让、节制、自我管理与相互协助。

　　在公共危机到来时，日本人更多地选择信任政府。国民与政府的良好互动与沟通正是这种信任的来源。

　　半个日本在下雪。大雪从3月15日夜里落下来，死亡的气息也被它彻底掩埋。“死亡就在我们脚边。”川端康成，这个迷恋死亡叙述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如此概括生与死的关系。

　　3月11日，大地震突袭日本东北沿海，海啸接踵而至，死亡来了。

　　3月15日，岩手县大船渡――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整座城市在这个雪夜屏住了呼吸。大雪在市役所外飘着，无家可归的人们暂栖在这里。挤满近千人的市役所一片安静，人们偶尔的低声交谈都不会盖过屋外雪落的声音。

　　晚上，强烈的余震接二连三地袭击着这座城市。人们无声地承受着这一切，整个城市只有房屋在不断来临的地震波中挣扎的声音。

　　每次地震前10秒，政府都会给国民的手机发来预警短信。可人们已经习惯了，已经不太理会地震的烈度，只是低声念着一个个单调的数字。“刚才有7级，比昨天稍高。”

　　每一个人在提到余震的时候都显得轻描淡写。他们甚至会告诉你，如果摇晃的感觉还能承受，那就在7级以下；如果觉得房子要倒了，那就是7级以上。

　　在空前的灾难之后，日本人展现出的却是令人惊奇的平静与秩序。这是一个以怎样的规则组织起来的人群，这是一个有着怎样的性格特质的民族？

　　“日本人习惯于忍受自然灾害，并能泰然处之。”在《日本人》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埃德温・赖肖尔试图分析日本人在自然灾难前的心态，“灾害助长了宿命论观点……日本人有一种承认自然界可怕威力的宿命论思想。与此同时，也锻炼出了在这种灾难以后重新开始奋发图强的巨大能力。”

　　很少见到哭泣者

　　在避难所，唯一一个哭泣的女人用毛毯紧紧地盖住脸，她不希望打扰别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福岛，一位从核电站周边被转移出来的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废墟中的日本人多如这位老人，只是搜寻，清理，脸上少有表情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这句话是采访中的日本人说得最多的。

　　每个日本人在灾难面前看上去无可奈何，在他们看来，“地震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海啸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停水、停电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核泄漏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而在过去的6天里，大船渡的4万人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说辞下，以一种让人惊讶的克制和冷静，生活在这个劫后余生的城市。

　　现在看来，恰是日本人口中的这些“没有办法”，造就了他们最初的镇静。陌生人互相问候，交换过往经历的地震故事。东京地铁车站广播员尽可能传递他们所得到的信息。但多数时候，广播里只是重复这句话：“东京地铁为延误了您的列车服务而致歉。这是因为一场很大的地震。”

　　地铁都停了，每一条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都是黑压压的人流在缓缓移动，不见头尾的巨大队伍，好像是全体国民开始一场悲壮的远征，静默的表情和步履，如《出埃及记》里的一幕。

　　街头的电视前，许多回家的人停下了脚步，画面上，是正被海水渐渐淹没的仙台机场。寒风中，所有的人都凝视着屏幕，没有人说话，好像都屏住了呼吸。

　　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回忆海啸发生后的街道：一个小时里，虽然车辆几乎完全停滞，但两旁人行道的密集人流里，没有一个人走到车道上来。东京街头尽是步行回家的人群，仿佛数百万人都一起走上了街头，但都自动列队默默前行，秩序井然，毫无喧哗，眼前的一切，仿佛一部无声电影。

　　日本人在地震前的淡定令外来者惊奇。在仙台，3月11日大地震开始的时刻，东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惶恐地在跑到街上，而他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淡定。有日本人在遛狗，有日本人在悠闲地骑自行车，地震对于日本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趔趄。

　　旅华日本作家加藤嘉一回忆当天的情景：周围全是戴着安全帽的上班族，排成一队，像蚂蚁一样，有序地走路回家。无法坐上交通车，许多道路都被关闭的严峻情况下，没有人抱怨，安安静静地走路，大家走得相当默契，没有乱，只有完美的秩序。地乱了，心却不乱。硬件失控了，软件依然平静。

　　截至16日晚，此次地震已造成4277人丧生，8194人失踪。但即使是社会最纤细的血管也在冷静流通。“日本邮局你们要不要这么敬业！！现在这种时候还给我准时送包裹！”网友Special_Yui_Pan在微博上惊呼。

　　在地震后的日本，很少见到一个哭泣者。摄影记者几乎无法抓到日本人悲痛的神情。他们去拍摄排队，日本人脸上没有一丝焦急的表情。他们去拍摄死者入殓，没有仪式，也没有入殓师，低着头的日本人让他们看不到一丝眼泪。

　　在仙台市县厅，避难的人们挤满了政府大楼的每个角落，人们排队等候着一个充电插孔。那天夜里，来自各国的记者们被一阵抽泣声吵醒。他们以为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采访对象，循声走去。那是一个女人极力被克制的抽泣声，毛毯紧紧地盖在自己脸上。记者们不知道该怎么去打搅她，她的哭声很小，很显然她不希望打搅别人，更不希望被打搅。

　　“我们要观察的是日本的人民，他们坚忍、淡定、坚守秩序，洋溢着高贵的气质。” 震惊于日本人在灾难面前隐忍、克制表现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说，“日本人常常用一个词‘我慢’（忍）――英语里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对应的词――有点类似于toughingitout（勇于承受、坚持到底）。这正是日本民众展现出的品质，他们同心同德、勇于担当，令我敬畏。”

　　3月11日大地震后，整个仙台大停电，十字路口的红绿灯陷入了瘫痪。从奥州开往仙台的路上汽车绵延数公里。

　　在没有路口指示的情况下，多年的规则开始生效，没有一辆车违规。没有人维持秩序，他们是自觉排成队的。

　　日本人在加油站前排队，在超市前排队，在电话亭前排队。只要他们看见前面站着两三个，都会自然而然地排在后面。地震后，整个日本的供油实行配给制，每座加油站前排队的车辆都超过了一公里。

　　经历了大地震之夜东京的大堵车，第二天的东京即恢复到了正常。来这里采访的记者们感触最深的一点是，这里哪里是灾区，这里是一座座平静的都市。人们看不见救援物资的行进，看不见志愿者的身影，也看不见募捐箱。偶尔能够看到海上自卫队的飞机。

　　普通人并没有改变步行的节奏

　　在直播灾情的报道中，主持人没有泪水，没有事实以外的词汇，一切事态都以动词和名词冷静地进行着。

废墟被迅速清理，马路像往常一样洁净。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3月13日，宫城县首府仙台市区的水电已经恢复，但还没有通煤气。全城几乎所有的餐馆、超市都关了门。记者在14日看到，有些便利店里还摆着不少日常用品，但并没有对市民开放。

　　城市里没有挂着抗震救灾的标语，也没有人游行。县政府外停着几辆自卫队的军车，马路上总是能听见急救车或者消防车刺耳的鸣笛。有时也会有广播新一波余震到来的预报。但普通人并没有因此改变步行的节奏。

　　11日的大地震导致一些核电站关闭后，电力供应出现紧张，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呼吁企业作出贡献节省电力，东京中央商务区大手町13日晚间漆黑一片，许多公司关闭了照明设备。

　　3月14日，全日空航空公司宣布：从现在起到4月15日，免费为一切救援物资提供国际、国内航线的运输，免费为救援人员提供座舱席位。

　　日本三大黑帮之一的“住吉会”亦以twitter为发布平台，在网络上发表紧急救援信息，并宣布旗下各区事务所均可作为“庇护收容所”，会供应食物并让灾民暂时栖身。有日本民众指出，这些不良分子不只没有趁火打劫，救援效率可能比政府更高。

　　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同样维持着一贯的高效、冷静和克制。3月11日，NHK打破了正直播的议会会议，发布地震海啸消息。在持续1分半的地震提示后画面切回演播室，主持人仓促播报，伴随地动山摇的画面，解说员语速越来越急促。3分钟后，NHK用日、中、英等语种正式发布：气象厅发布了大海啸警报。在随后的实时报道中，摄像机很少对准失去亲人的个体，去诱发他们内心的苦痛。电视里直播着灾情的信息，主持人没有泪水，没有更多的词汇。一切事态都以动词和名词进行着。

　　12日凌晨6时，菅直人的直升机从官邸起飞，为了让国民放心，他特意前往福岛县的第一核电站，去那个被认为有放射泄漏危险的核电厂视察。菅直人走出机舱，并未穿戴任何防护具。地震发生时，菅直人正在开会，地震波到达时，他看了看天花板，然后静坐在椅子上等待地震结束。

　　但日本媒体随后批评菅直人“使现场作业被耽误了一小时宝贵的时间”。

　　灾难刚刚爆发，应日本央行和政府的请求，各银行决定，受灾地区遗失存折者，只要能证明身份，一律可以办理提款手续。在此影响下，各大证券、保险公司明天也将决定对遗失有价证券者提供同样服务。

　　稍后，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TT则宣布受灾的17个县地的全部电话一律免费。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崔新京认为，日本人常常处于忧患生存环境的惶恐不安之中，并在此背景中，生成了集团主义与和谐观念。前者强调个体对集体的服从，强调团结，而后者推崇营造和谐融洽的纵型“家庭”，“可以说是促进日本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种精神原动力。”

　　危机在加剧，秩序在恢复

　　“苦难的日子也许还会很长，但是我们不要放弃希望……”

仙台市民排队等车撤离，队伍安静而有秩序。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3月14日下午的仙台市区，戴口罩的人数骤然增加。中午，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爆炸，紧接着2号机组又失去了冷却能力。

　　仙台的汽车站排起了长队，事实上，谣言在前一天就已开始流传。“有人说核辐射在季风的影响下会向北吹，所以一些人选择离开。”当地志愿者田中芳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更多的日本人保持了3天的镇静，并将继续保持下去。3月15日上午11时，日本首相菅直人就核电站危机发表告国民书，称受损核电站还有进一步放射性物质泄漏的可能。但住在山形的宫崎并不担心。“政府让我撤，我就撤。流言蜚语让我撤，我不会撤的。”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是绝大多数日本人的心态，在公共危机到来时，他们更多地选择信任政府。二战后，日本政府在一次次公共事件处理中逐步完善的信息公开与承诺兑现成就了这一点。国民与政府的良好互动与沟通正是这种信任的来源。

　　核危机的传言无法动摇日本人。大部分仙台人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平静生活的节奏。急救车、消防车依然不时鸣笛而过，广播持续预报着新一波的余震，在仙台最大的超市之一DAIEI的门前，购买食物和生活用品的当地人依然排了一条1公里的队伍，前后有10个左右穿着橘红色服装的工作人员维持秩序。

　　排到队伍最前的是小姑娘彩加。她戴着宽大的黑色眼镜，头戴棒球帽，看上去很像漫画家鸟山明笔下的人物阿拉蕾。彩加笑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在昨晚午夜已经来排队，不过DAIEI店并没有打算为排队的人提早开业。超市门口贴的告示上说，本日开业时间是9时30分至22时。

　　“日本人受到很深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田中芳文说，“儒教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是平常心，第二是忍耐，第三是互助。”

　　不过传言却动摇了外来者。在仙台东北大学，日本的教师正在劝说留学生留下来。对于核辐射，他们希望一些学理工科的留学生能够清醒一些。但留学生们早就有了一致的打算――回国。

　　有人在校园里看到印尼学生拿着国旗排队被一辆汽车拉走。立即就有传言说是印尼大使馆已经派了专机来接走身处核阴影中的学生。新加坡大使馆给学生们送来了饮用水，随即在学校的FACEBOOK主页上有人留言，新加坡也派出了专机，打算接回在日留学生。

　　在这个鲁迅曾经停驻的地方，各种群体依旧被各种传言所包裹。

　　日本人依然没有眼泪。3月15日上午10时，官司小野目博昭和另外四位神官低头含胸，走进仙台第一守护神社大崎八幡宫。冒着细细的雨丝，台下近20名受众，多是本地的中老年人。

　　五名神官和信徒没有交流，一切如常，他们依次进入大殿，开始一月二度的“月次祭”典礼。这是地震后第4日，祭祀中，五个神官各司其职，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古代日语，向供奉的主神表达了对死难亡灵和无家可归者的祈祷。主神是当今日本天皇明仁的祖先，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

　　祭祀持续约半小时，众人默默祈祷，并没有人因灾难而哽咽。一切或许都在心中。

　　时近中午，八幡宫外的正门外，接连有黑色的灵车通过。强冷空气吹透了这个岛国。在仙台大街上，老人们停下脚步，悄悄地舔舔食指，迎风举起。还好，吹的是北风。核辐射中心在仙台以南200公里，北风南下。

　　16日，六十多年后，日本人重又听到了“玉音放送”。这一次，明仁天皇号召国民，“苦难的日子也许还会很长，但是我们不要放弃希望……”

　　“人是可以恢复的”

　　他们实际上是在说：“最要紧的是管好自己”。

　　3月16日，震后第五天，沿海的村庄仍然浸泡在淤泥之中，城市则被加剧的核泄漏阴影所笼罩，但日本人似乎已经将自己的生活重新并入了既有的轨道。

　　在福岛县指挥部，日本记者们安静地守候在指挥室外，没有人贸然从敞开的大门闯进去。“有消息发布的时候，官员会主动走出来。”日本记者们如此解释。

　　汽油极为紧缺，所有的加油站都排起了长队，司机们一个车距一个车距在蜿蜒几公里的长队中向前挪动。但如果有媒体、工程或救护类车辆需要加油，所有人都愿意让出位置，还有人送上免费的饭团。

　　在超市，食物与饮水的供应已显紧张，没有硬性规定，但每个日本人都只买3个面包。

　　在重灾区大船渡，通讯一直没有恢复，人们就安稳地呆在避难所和家里。甚至没人去市政厅打听救援进展――在大多数人看来，静静的等待，是现在最好的举措。

　　在海边的村庄，男人们自动组织起来清理每一栋倒塌的房屋，女人们则对废墟中残留的日用物资进行挑拣分类。

　　外来者在目睹这些场景时往往会感叹日本人的高度自治能力――在各个城市的避难所，记者们问着灾民同样的问题：“你们觉得政府做得足够好吗？”答：“这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下一步救灾该怎么办”？答：“那是政府的事情。”

　　并不是所有初抵灾区的人都能听出这种回答的潜台词，如果习惯了日本人这种不动声色的举动和表达，并且联系其国家的历史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你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在说：“最要紧的是管好自己”。

　　在《日本心魂》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克里斯托弗分析说，由于“有史以来此起彼伏地蹂躏日本岛屿的台风和地震”，日本人在心底里总有“一定会出乱子”的强迫性的危机感。与各种自然灾难与坎坷的民族历程相伴的经历，给日本人带来了先天的心理压力，加强了日本人性格的重要方面：部族价值观、儒家道德观、重等级、讲忠顺等等。

　　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日本人具有这样的共识：个人对他所从属的社会负有重大责任，个人对集体负担的义务没有止境。“那不关我的事”――这在日本是几乎没有道理的一句话。

　　正因为如此，救援队会向清理过的废墟鞠公开，不管他们尽了多大的努力，他们会因为没有发现生还者而自责；在避难所内，即使有亲人遇难的人在哭泣，也会用毯子盖住头，避免打扰到其他避难者；甚至电视台主持在插播紧急信息时会先说一句“对不起”作为习惯性开头。而所有的日常秩序，在灾难后不但没有崩塌，反而得到了强化。

　　日本人同时将自然灾难视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在传统文化中，地震和海啸与庄稼和果实被同样视为“天赐”的一部分。灾害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的历史和命运的一部分，日本人的灵魂中有着坦然接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愈是深重的灾难，就越会让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凸显，而表现在实际当中，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人的忍让、节制、严格的自我管理与积极的相互协助。

　　最终的伤亡数字可能超过所有人的想像，但在所有日本人聚集的地方，你可以感觉到重生的希望已像石头下的野草一样自然地生长出来。

　　这正像大江健三郎在2008年世界笔会“灾害与文化”论坛上谈及日本民族的灾难观时所说：“倘若被这场灾害所袭击，并且能够幸存下来的话，我想学习萨义德那种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尤其对我来说，那更是一个信念――人是可以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