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3月21日消息,一个星期以来,世人目睹了东瀛日本先后遭遇规模9级强震、海啸及核电厂事故的“三合一”灾难。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称,既同情灾民饥寒交迫的困厄,心中更是骇异不已。尤其是近在咫尺、地理天候条件类似的台湾,不少人已有食不下咽、睡不安宁的创伤症候群出现。另外,世人也高度钦羡日本人在面对地火水风之害,依旧保持“守法、理性、低调、温驯”的国民特质,而传媒的表现更是专业有节制,绝不洒狗血、赚人热泪。相形之下,日本政府的应变能力却是捉襟见肘,饱受世人批判。
全文如下:
换句话说,日本的国民性似已被“神圣化、固著化,彷佛八方吹不动”。是的,诸如耐著性子排队购物或领取物品、严重塞车却不乱按喇叭、灾民面对外人不轻易哭嚎…这都是任何统治者最欣赏的模范子民;但是,历史的吊诡在于:温驯低调的子民,却易滋生怠惰无能的统治者。当我们检证百年来日本的三大震灾(关东大地震、阪神大地震,以及此回东日本大地震),就会发现震灾总发生于政治动荡危殆的阶段,结果让灾情由天灾酿成人祸。
1923年八月下旬,首相加藤友三郎病逝,由于党争极为激烈,最后才敲定由海军元老山本权兵卫组阁,未料9月1日11点58分,日本关东地区就发生震级7.9级的强震,东京市半数以上房舍全毁,死亡人数超过十万人。尚未完成组阁行动的山本氏,处理震灾的行动还是由前朝的内相和警视总监主其事,结果他们宣布戒严防范民众抢米风潮,又造谣说“不逞鲜人”在各地纵火、水井中下毒,导致有六千名在日韩国人惨遭虐杀,紧接著无产阶级劳工和左翼运动者亦遭追捕。其中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绞杀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妻及其外甥三人,正式宣告“大正民主”吹起熄灯号。
1995年元月17日清晨,关西的大阪、神户、淡路等地,发生里氏7.2级的强震,造成六千多人死亡,30多万人无家可归。而在阪神大地震前半年,立场互异的自民、社会与先驱三党共组联合内阁,由社会党的村山富市出任首相。村山年迈昏聩、行动迟疑,致遭外界痛斥;震灾未久东京地区竟发生地下铁遭施放沙林毒气,村山内阁亦未能有效安抚民心,致使涉案的奥姆真理教引发社会的恐慌不安。凡此,村山都以“因为是第一次当首相”为由卸责,徒令社会党声誉扫地,从此就一蹶不振。
再说到当今的民主党菅直人内阁,内和小泽(一郎)派纠缠恶斗,外有接受外国献金的丑闻曝光,政治声望低落之际迅即面临“三合一”灾难。然而,震灾之后倾全力救城市,却疏略了海啸重创的是奥羽(东北地方)沿海的城镇、渔村,导致哀鸿遍野、救援迟缓的现象宛如烽火再临。更严重的是,针对福岛县核一厂氢爆、辐射外泄的骇人场景,东京电力公司和菅政权都误判情势,以致整座核电厂几变为恶灵古堡,不但日本人惶惶不可终日,举世也闻核色变、草木皆兵。又由于菅政权此际专注于核灾处理,遂置奥羽地区的灾民于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窘境,堂堂一个富庶丰饶的国家,竟有著类似第三世界的画面,何其辛酸、讽刺!
可以说,当日本社会一片祥和安逸之状时,上位的政治人物极可能但知权斗、急于利益分赃,然后天灾从天而降,人祸由此溢出,致使生灵涂炭。日本人守法、有序、节制、温驯固然有其物之哀、武士道的传承,但不该被单一刻板化,否则幕末有识之士如何攘臂而起?战后,激于反战、反美理念投入安保斗争、全共斗的知识青年又为何因?更值留意的是,安保斗争、全共斗最激越的五六十年代,上位的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都是大开大合、积极有为的总理大臣;反之,整个平成岁月(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除了小泉纯一郎曾掀起改革风,安倍晋三、福本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到菅直人,尽如纸片人般不堪,而对映于社会,则是对政治普遍冷漠、异议抗争力道羸弱。所以值此世纪灾难,日本能否重生再起,爱国力量固不可少,但批判的异议力量能否茁壮,也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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