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记者讲述赴日采访地震历程 处处有希望(图)

快报记者拿到通往重灾区的通行证

快报记者赶赴重灾区途中

　　13个小时，南京到东京

　　3月12日晚上九点多，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报社决定派我去日本采访。晚上10点多，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整理去日本所需的材料。总编辑赵磊拿着一张他刚刚写好的“备忘录”走到我跟前。我一看，整整写满了一张纸。从录音笔、护照、手机充电器再到去日本应该注意事项，都列得清清楚楚。赵总反复叮嘱：“到那边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安全第一，危险的地方就不要去。”

　　正在北京紧张采访两会的同事郑春平也放下手头的工作，帮我打听去日本领事馆签证的程序。

　　回到家，一夜无眠。3月13日7点50分，我坐上了当天最早从南京去北京的班机，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能把签证办下来吗？能在今天顺利飞到东京吗？

　　中午11点半，我赶到了日本驻华使馆领事处。但保安说：“今天是星期天，领事处工作人员不上班！”正当我担心时，电话响了，是郑春平。她告诉我： “已经和日本领事馆的新闻官沟通过了，他表示签证没问题。下午1点准时办理。”当地时间3月13日晚上8点15分，我终于抵达东京。从南京到东京，奔波了整整13个小时。

　　3月14日，淡定东京

　　在东京的羽田机场，查询台的服务小姐带着甜美的微笑告诉我，从羽田机场出发的机场快线基本恢复正常，东京的交通也在慢慢恢复正常中。

　　9级地震、海啸、核辐射。这些字眼加起来已经是人类灾难的极限。信任、淡定是日本人面对这场灾难给记者的感受。不止我一个人，我的同行、我在日本交谈过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评价，我不知道日本人是如何做到的。

　　初来乍到，只能从电视中获得日本地震的信息。几家电视台全天聚焦震灾，没有广告、也没有煽情的音乐，有的只是全方位的地震消息，死伤人数、失踪人数、交通信息、余震信息、政府的救助措施等等应有尽有，13日起多了停电信息，近日来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信息，媒体更是做了最详尽的报道。

　　3月14日，周一，是日本震后第一个工作日。这一天，日本很多大城市的车站都采取了控制人流的措施。更多的人则被告知，必须转用其他交通工具，一切为了节电。在我到达前一天的晚上深夜，日本政府通过电视向民众公布，从东京都到静冈沿线每天停电3个小时，新横滨也在停电范围内。

　　政府号召民众节约用电，在新横滨一家名叫大户屋的简餐店，店铺门口挂出了“节电”公告牌，上面写着：“受到地震的影响，目前正在节约用电，店内的灯光只能开启一半，给各位顾客添麻烦了，希望得到顾客的谅解和协助。”我所住的宾馆在中午一点执行了停电要求，一位老者正在电梯口仔细贴上封条。“没有任何怨言，一听到号召就要执行。”这位老者说。

　　东京塔――二战后日本走出废墟的精神标志。看一看东京塔下的街景，就能知道东京人目前的心理状态。3月14日，周一下午，我到达东京六本木，那是东京最繁华的区域之一，相当于南京的新街口商圈，东京塔就在这里。

　　眼前满是时髦男女穿梭在缤纷霓虹中，让人不敢相信这里刚刚经历过强震影响。航班正常、机场特快正常……下午5点，陆续下班的白领涌出办公楼，面包房的大叔正在不遗余力地叫卖着当天新鲜出炉的面包；街头每个咖啡馆里都放着悠扬的音乐，很多人懒散地窝在沙发里看杂志、喝咖啡。女士们都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得体的服装……在这些市民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恐慌。

　　3月15日，止步新泻

　　在东京逗留时间并不长。一路向北，福岛、仙台、岩手……是我采访的最终目的地。但没有想到往灾区的路这么不顺利，新泻是我在日本采访到达的最北端。这里距离福岛有100多公里，距离仙台200多公里。

　　晚上八点半，拿到了东京麻布警察署发给我们前往灾区的通行证，我们可以出发去仙台了，紧张之余，也有点兴奋。我们的司机是来自上海的中国人张海峰，他1993年到日本留学后就一直呆在日本。我问他：“别的司机都怕辐射危险，你为什么愿意带我们去仙台？”张先生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淡定：“没有什么好怕的，日本不是已经公布撤退距离是30公里吗？我相信这个政府能够保护他的国民。”

　　从东京到仙台，如果走直线只要5个小时左右，而我们这次由于绕道新泻，路程变为两倍，大约需要10小时，为了能在第二天下午赶到仙台，我们打算日夜兼程，大不了在车上睡一会。迷迷糊糊中，轻微的短信声吵醒了我们，却带来了更加严重的最新情报。

　　“13名美军在仙台受到核污染！”这个消息如同响雷一样在我们心中炸开，核污染现在最新状况是什么？仙台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拨打了之前已经抵达仙台的同行记者，电话那头传来嘈杂的声音：“这边情况很不好，我们准备撤了。”我们据此判断，核污染可能已经波及到仙台了。

　　我们将车停到一个休息站，商讨究竟是前进还是后退。打开车载电视，新闻中并没有任何关于仙台是否遭受核污染的信息。

　　我们决定继续往北走。

　　但很快，一条消息动摇了我们去仙台的决心。仙台的留学生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已经给居民发放了口罩和防护服，这足以证明仙台已经比较危险了。

　　进还是退，在新泻，我们的车厢里再次陷入了安静。我们都在考虑：是否要冒险进入仙台？最新的短信显示：美国士兵被暴露在辐射之中也经过了纽约时报的证实，但报道中却同时说辐射量非常低，用肥皂水就能洗掉，这再次燃起了我们前进的勇气。

　　但后方的同事打来电话，建议我们不要冒险，在新泻境内停留观察后再决定。没多久，同事打来电话告诉我们，报社的几位领导综合国内外的信息后认为，由于现在核电站的最新情况不断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四号机组可能发生燃烧甚至爆炸，仙台地区的核辐射风险在不断增大，因此决定让我们立即停止前进，尽快返回东京待命。

　　3月16日，冲进飞机

　　3月16日是记者在日本的最后一天。早晨六点，城市还在沉睡中。在巴士从新横滨开往机场的路上，我望着窗外，街头只有早樱已经开放。再过一周，樱花将在日本的大街小巷全面绽放。这时，我想起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开头那段话：没有人是独自存在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

　　我采访的最后一站是东京的成田机场。

　　3月14日，随着4号机组爆炸，东京上空检测到核粒子，辐射是平时的23倍……这条消息是压倒日本人坚强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因为这条信息，后方报社的同仁火速帮我订好了第二天东京飞往杭州的班机。“先不管飞到哪个城市，回国就行。”

　　在成田机场，记者目睹的一切也在表明：东京人淡定的神态被击破了。

　　九点不到，机场的出发大厅内，挤满了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美国人，成田机场像是联合国。看到这个阵势，我开始急了，“糟了，可能要误机了。”

　　我的航班在“F窗口”办理登机，但五六百米的长队让我越来越绝望。排了20分钟队，已经是9点20分了。距十点飞机起飞还有40分钟。排在我前面还有几百号人。我已经绝望了。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两个中国小伙子一眼在人群中认出我是中国人，看到我焦急的面孔，两位小伙子立即拉着我找到机场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之后，机场工作人员带领着我来到快速通道。

　　10点整，我踏着关闭机舱门的广播冲进了飞机，坐上位置，长吁一口气，可以回家了！

　　下午1点40分，听见空姐甜美的播报：飞机已经抵达杭州萧山机场……到家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三天未开的手机，涌出的是几十条报社同事和朋友关心的问候短信。打开新浪微博，满眼是祝福和替我加油的话语，这一刻，热泪盈眶。

　　[侧记]

　　排队，就这样排着

　　我在临出发前，在微博上看到了这么一幅照片：日本地震后，地铁停运，很多东京人都整齐地坐在楼梯台阶的两边，中间供人走动。

　　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杨笑希也向我描述了3月11日地震之后东京人的反应。

　　杨笑希说，地震之后地铁停运，每条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都是缓缓移动的黑压压人流，不见头尾的巨大队伍，静默的表情和缓慢的步履，就如同《出埃及记》里的一幕。每一条队伍都是自发的，秩序井然。走路的人都不出声，两旁的人行道人流密集，但没有一个人走到车道上来。路上塞车，开车的人毫不见急躁，听不见喇叭声。眼前的一切，仿佛是上个世纪的无声电影。

　　排队，就像“日本制造”一样深入人心。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时不时地看到日本人排队的场面。有序、安静、毫无怨言；超市、车站、机场……

　　震后的第二天，尽管东京都内几乎所有的车站都人流密集，但没有一起混乱、拥挤现象。人们静静地接受着安排，拿到票后便迅速地按照车站指示，等待，或者选择离开。在车站楼梯上，排成了蜿蜒的长龙，全部靠左，右边留出通行空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因为通讯中断，灾区政府临时拉了几条电话线，装上10多部固定电话给灾民打电话向亲人保平安。成千上万的居民耐心地排队，由于人太多，一人只能讲一分钟。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整整排了13小时，才能和家人说上几句话。就这样，这位老人显得很开心：“听到我的声音，亲人们也放心了。”

　　一位仙台的中国留学生告诉记者，地震之后，当地的物资供应很紧张。为了买到矿泉水和饭团，他们只能在当地一家超市排队买东西。最多的时候，能从早晨排到天黑，但没有一个人插队。

　　快报记者 安莹

　　2011年3月，樱花盛开之际，日本遭遇真实版的《2012》。9级特大地震和海啸几乎摧毁了仙台、岩手、宫城、福岛、茨城等地区沿海五公里地区。美丽富庶的海岸线变得满目疮痍，上万人的猝逝，无数家庭的生离死别……

　　从3月13日抵达东京机场到3月16日离开日本这72小时中，记者直击了日本之殇，也看到了人们与灾难所作的抗争。高素质理性的公民、快速反应的政府、有公信力的媒体，感动之余，你会觉得，在灾难之中，仍然处处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