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码，人家有羞耻心

　　羞耻心在是非不辨中荡然无存

 　　3月6日，因涉嫌违法接受政治献金，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正式宣布辞职。现年48岁的前原诚司，是日本政坛的鹰派人物。其亲美而对中国强硬的姿态，一时也引起中国人的纷纷议论。尽管如此，却也不能一味说普通中国人的价值判断总是人云亦云。对于前原诚司的辞职，很多人就表示了钦佩之情，起码，人家有羞耻心。这与我们身边那些毫不知耻甚至反以为荣的龌龊者相比，差距悬殊。

　　前原诚司4日被曝出曾接受20万日元的政治献金而深陷舆论漩涡，他自己承认接受了5万日元。5万日元相当于4000多元人民币，这点小钱与我们司空见惯的权钱交易的额度相比，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即便他真的接受了20万日元，又有什么了不起？人们自然不会愚蠢地认为前原诚司违法接受政治献金是应该的，诧异与感慨其实在于，为何这点小钱就能让堂堂一介外相辞职？换言之，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但前原诚司遭遇的“小题大做”还不止这一件。今年1月24日，他在日本众院演说时，因“只是低头读稿，且语速过快”而遭到“藐视国会”的指责，并在随后的参院全体会议上表示道歉。

　　指责前原“藐视国会”、接受非法政治献金的，均是在野党。自然，也无妨将这些“小题大做”，视为政治斗争的惯用伎俩。但无法否认的，正是这样的“小题大做”，使得那些即便是发自人性的“习惯性隐瞒”，常常难以成功。这让公众人物无法忽视自己的“小节”，更让公众紧紧盯住他们的“小节”。所谓“成大事不拘小节”的中国式智慧，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其实没有立足之地。

　　日本被称为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离我们稍远一点，欧洲的德国近期也发生了活生生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事件。德国防长古滕贝格因涉嫌博士论文抄袭，不得不于3月1日辞职。而且，他的博士资格也被母校拜伊罗特大学取消。古滕贝格将其辞职称为“这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抉择”，即便如此，在其辞职声明中，他依然在试图辩解。相比于前原因为政治献金丑闻而辞职，对古滕贝格的抄袭，我们显然更容易产生感慨。

　　这些年，中国学术界的抄袭事件比比皆是，几成“审丑疲劳”。最近的例子，当属西安交大学术带头人李连生等人因剽窃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几乎所有的本土抄袭事件中，很少有人主动道歉并辞职。学者们身陷泥淖而不知耻，依旧大大方方地当学术名人，高高兴兴地“传道、授业、解惑”，毫无自责，绝不脸红。

　　李连生的国家二等奖最后被取消了，这一结果多少有些“偶然”，其对中国学术界的风气，难说有实质性触动。很简单的道理，对于抄袭以及如何才算抄袭，如今甚至上升到“学术研究”的层面，在煞有介事的可笑的慎重对待中，鲜见出于常识性的判断。当抄袭竟然变成了一个有科学价值的、学术性的争论，可见基本的荣辱观生长于何种土壤。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为古滕贝格的抄袭行为辩解，声称她要的是一位防长，而不是“科学助手”。这个逻辑听上去非常熟悉——“打工皇帝”唐骏深陷“学历门”事件的时候，究竟是那一张纸做的文凭重要还是成功重要，就引起过巨大争论。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对唐骏的不幸遭遇抱以深刻的同情，其逻辑，除了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无外乎这种事在中国多得是，人们不该对一位如此成功的人士如此小题大做。

　　“学历门”对唐皇帝没有任何实质性损失，能抓“老鼠”的辉煌战绩，完全压倒了关于“猫”的道德争议。哪怕那只“猫”确实黑，只要它能交上抓老鼠的完美业绩，人们是不会有太多微词的。学术届的丑闻，因还有斯文，还有微弱的道德底线，使得争议看上去还有些价值，但之于经济领域，连这点遮羞布也荡然无存。那么多的上市公司在造假，见过一个因此受损的吗？顶多股价波动一下而已。由此，官场如果能因不诚信而导致“严重后果”，那简直是天大的新闻。

　　自然可以由此现象而讨论在中国如何建立“耻感”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已经没多少羞耻心，在种种利益的诱惑与追逐中，良心和自律早就退居一边。耻感的缺失，让人不择手段、追名逐利，也让最起码的道德和操守丧失，最丢脸的事也能“问心无愧”。道德自律的重建，源自每个人的自我约束，也源自有效的外部制约。只要无法建立起“小题大做”的机制，只要“小节”依然对“成大事”构不成威胁，所谓的耻感就不会被重视。（作者：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