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的选择

　　埃及的变局再次证明，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必须面对的现实。从发达国家到第三世界，互联网已经普遍成为政治观念交锋的论坛。从传播的角度看，互联网驱动的信息流和行动，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权威产生信任，而信任是信息有效传播的前提。互联网给处于传统权威格局之外的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展示自己的观点和行动，从而加入到对权威的竞争之中。在初期和短时期内，互联网促使原有的和传统的权威体系式微和瓦解，使其对人民的思想与行动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这给人一种印象：互联网将带来一个完全个人化、去中心化和反权威的社会。但后来的事实并非如此。互联网没有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相反，后者迅速适应了这种新技术的趋势，并迅速把互联网（技术和内容）整合进了自己的体系当中。

　　互联网的确产生了一些新的权威：在中国国内，门户网站、天涯社区之于中央电视台和《焦点访谈》，前者的用户相比后者的观众，对网络上的信息也许更有认同感。原有权威的影响力因为竞争者日益增加而削弱。在一个传统媒体主导的社会中，少数权威中心曾经达到过的影响力（如《人民日报》），是互联网时代的权威不能想象的。但是，权威仍然处于传播的核心。

　　以“钱云会案”为例，钱云会本人生前在天涯社区发布的关于乐清市寨桥村征地问题的网文，并没有受到任何重视。但当他突然死亡的消息以一种更符合网络传播特征的方式（高度紧张的语言、血腥的图片，以及关于谋杀的推断）被发布出来，遂引起网络编辑的注意。于是，他的遗作被翻出来，推上头条，受到了普遍、热烈和持续的关注。在微博上，一个著名的ID（左小祖咒）转发了一条关于钱云会之死的天涯帖子，这条消息迅速流传，转发、跟帖和评论形成了舆论的高潮，最后将数十家传统媒体乃至学者、律师、网友组成的观察团，吸引到了乐清市和寨桥村。

　　这个案例和2010年几件最重大的公共事件（“宜黄拆迁自焚案”、“李刚门”）几乎有完全一致的发展路径。这说明，信息的有效流动仍然有赖于网络时代的权威的关注，并最终从权威向边缘扩散。新权威收集信息的渠道和方法，以及对信息的反馈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传播时也充分吸收了网络文化的特征（这也是他们能够成为新权威的原因）。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权威高度分散，和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传播的过程和效果更难预测，也更难防范，但这并不是说互联网传播不受控制。通过关键词过滤、人工手动删帖等方式，互联网传播随时可能中断。更极端的情况下——正如埃及政府采取的做法，政府还可以中断手机信号和互联网接入。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权威只是信息流动中的一些节点（通过粉丝“关注”而形成的权威中心，其作为信息节点的功能更加突出。试图引起关注的普通人，已经习惯在自己的博文后引用著名微博的ID，希望通过微博“查看引用”的功能，得到著名微博博主的关注），这些节点在空间上是分散的、非本地化的，权威与其追随者不能面对面地交流，其权威的实现就比传统信息传播环境下的权威中心更依赖互联网。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垄断显然成了控制信息传播的一条捷径。

　　事实证明，要扼断信息流动，中断互联网应用不仅在技术上可行，而且日益成为政治上可能的选项。互联网设备提供商、内容服务商比之传统的印刷媒体，所需的资本和技术更加密集，行业进入门槛更高，也更容易被控制。传统的电视和广播向来受严格掌控，而今，电视、电信和互联网的技术趋势是三网融合，这更加剧了互联网被控制的可能性。

　　发源于互联网的社会运动，也往往依赖互联网。根据这种推测，如果切断互联网接入，社会运动会失去进一步凝聚共识、形成策略和推进行动的动力。但在美国，事态迥然不同。茶党运动发端于失业的中产阶级妇女质疑奥巴马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的网络意见，但网民一旦见面，立刻与美国的政治传统合流。变成一个全国性的社会运动之后，茶党也仍然在借助互联网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召集拥护者，展开政治行动，这和奥巴马参选时的情形一样，但是，现实空间里的行动牢牢掌握着政治议程。演讲、示威、公开辩论和选举主要发生在街上，发帖、转发、跟帖及评论主要发生在网上，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最终成为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力量，而后者随时可能被中断。

　　然而，穆巴拉克的选择——在一个大国和大城市里，切断互联网和手机信号——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切断互联网和手机信号并非没有成本。这样做也许能切断民众之间的联系，使其孤立，从而达到稳定事态的目的，但也可能事与愿违，反而使抗议从网上延伸到街道，最后使现有权力结构被街头政治所改变。（作者：夏佑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