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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骚乱与大救援:吉尔吉斯华人的生存困境(组图)

www.sinoca.com 2010-06-24 南方都市报 [复制链接] 字体：大中小

　　[导读]对于吉国华商们的遭遇，乌鲁木齐市一家面向中亚各国的供应商负责人蒋旭东说，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投资的风险都很大，“那都是刀口舔血，因此他们赚取较高的利润完全是应该的”。
　　

6月16日，在吉的中国公民在奥什机场准备登机。图片除署名外均自新华社
　　

在吉的南方商会联系了当地的保安部队护送侨民。资料图片
　　

位于卡拉苏的红太阳市场是当地华侨的庇护所。资料图片
　　

6月16日，回到祖国的中国公民兴奋地打出胜利手势。

　　外面枪声不断，到处在烧房子，宾馆的门窗都被障碍物堵上了，晚上没有人敢开灯。“一旦受到攻击，宾馆四面都在打斗，想转移都没有余地”。

　　―――被骚乱围困的华人彻夜难眠

　　6月14日，距离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奥什发生骚乱第四天，中国政府第一架救援包机降落在奥什机场。此后三天，共有1300名侨民搭乘9架南航包机返回乌鲁木齐。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包机撤侨行动。南都记者了解到，在骚乱发生第二天，中国政府即激活了一套最高级别的海外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首支撤侨工作小组和大使馆的4人小分队进驻奥什和乌鲁木齐机场，在执行第一批接侨任务的途中，使馆车辆便遭遇枪击。

　　与此同时，奥什和卡拉苏的民间侨团南方华商协会等承担了联络、集中和安置前方散居侨民的任务，北京宾馆和卡拉苏的红太阳市场等成为危急环境中的民间撤侨中转站。

　　官方和民间相互配合，使得这次复杂而危险的生死救援得以成功，17日凌晨1点半，最后一架飞机返抵乌鲁木齐，标志着中国从吉尔吉斯斯坦的撤侨行动基本结束。

　　而背后的故事，绝非电视屏幕中出现的“感谢祖国”的横幅所能概括的。在中国历次撤侨事件中，其背后都是一系列领事保护机制的变革和机构改组的影子，外交学院副教授夏莉萍认为，一系列机制化的撤侨行动，表明“外交为民”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转变的最大特色。

　　处境堪忧：骚乱下的围困

　　6月10日晚，一群吉尔吉斯族青年与乌兹别克族青年在奥什市赌场的群殴，很快演变为吉乌两族大规模的流血冲突，骚乱导致近200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吉乌边境集中了近40万难民。

　　从这座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扩散开的骚乱，似乎要把该地区的7000多中国侨民拖入动乱的深渊，其中“风暴眼”奥什和卡拉苏地区的4000多华人华侨的处境更是岌岌可危。

　　奥什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距乌兹别克斯坦边境仅5公里，距离北部的首都比什凯克500多公里。奥什市警察局局长库尔桑・阿萨诺夫6月15日公告，该市因为骚乱已有950名外国人撤离。

　　在奥什市区的心脏地带，标志建筑北京宾馆周边的商店在3天之内就被砸抢完毕，70米开外的一条大街上，房子已被烧掉了近1/3。6月11日，宾馆50米外的奥什市长途汽车站还发生了激烈的枪战，1000多名吉尔吉斯人开着坦克车围攻这座乌兹别克人运营的车站，双方激战20多分钟后，车站被吉尔吉斯人占领并放火烧毁。

　　乌兹别克人中的青壮年很多把妻子父母和孩子当做难民转移到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了，奥什本地人也把老人孩子送到山区农村去避难。制造骚乱的乌吉双方按封锁线把持了各个路口，封锁了公路，奥什市区几近沦为无政府状态下的一座空城。华商运营的北京宾馆也十分担心成为动乱双方和社会闲散人员打砸抢的对象。

　　骚乱发生时，北京宾馆滞留了30多位中国籍客人和员工，此次驻守该宾馆的负责人赵德顺原想将他们转移到农村去，但是道路被封锁出不了城。机场处于封闭状态，正常的航班也取消了。赵德顺和一些中国朋友商量是否可以走陆路的伊尔克什坦口岸回国，但是这一路骚乱双方也打斗得厉害，大家感觉有些束手无策。

　　距奥什州约30多公里的卡拉苏，也位于吉乌边境地带。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华人物资的集散地，更是对乌兹别克斯坦出口商品的集中区，聚集了数家中国人经营的商城和来自福建、浙江、新疆、广东、江西、四川等地的数千户华商。

　　杨彩平是红太阳市场的大老板，也是南方华商协会的会长。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该市场进驻了200多华商，聘请了36名保安，轮流值班。当晚，所有休息的保安都赶回来，打开了枪支弹药库。

　　第二天，杨彩平派保安将卡拉苏所有不安全的华人华商接到红太阳市场，当天就集中了200多人，最后集中了650多人，因为红太阳市场规模大，而且有自己的枪支弹药和保安，相对安全。

　　与奥什市相比，虽然卡拉苏一直未出现骚乱，但局势非常紧张，尤其是在6月12日，卡拉苏市警察局局长被人割下了头，他是吉尔吉斯族人，而卡拉苏的居民以乌兹别克族居多，剑拔弩张气氛达到极点。

　　令杨彩平等人最为担心的是，奥什市的吉尔吉斯族人会冲到卡拉苏市来。

　　包机撤侨：启动应急机制

　　在奥什和卡拉苏地区擦枪走火、中国侨民陷入危险境地时，远在500公里开外的首都比什凯克，中国驻吉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了对突发事件的研判程序。“事发当初，使馆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国内的决策者作出我们的研判，提出我们的行动建议。”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王开文说。

　　首都比什凯克在2005年也曾爆发大规模骚乱而陷入无政府状态，造成5人死亡，近400人受伤，其中有10多名中国公民受伤，200多商户被抢。“我国公民受到一些威胁，但还是觉得局势处于一种可控的状态。”今年的“四七事件”，巴基耶夫政权垮台，吉国内政局又开始动荡，出现大量人员伤亡。

　　大使馆研判认为，这次奥什的骚乱“除了各种势力在背后的操纵以外，还有很复杂的种族冲突背景在里面”。在20年前的苏联时期，这个地区就曾发生过乌吉间种族冲突导致的大规模流血事件。“而这次事件可能会重蹈覆辙，必须安全地把我们的侨民撤离”。

　　中国外交部在接到使馆“奥什地区发生大规模骚乱，将严重影响到我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研判之后，立即启动了最高层级的“突发事件三级响应应急预案”。奥什形势急转之下，外交部很快作出了包机撤侨的建议，报国务院批准。

　　在这个应急机制的作用下，6月12日夜间到13日，外交部会同有关部门，连续两次召开了“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两三个小时之内就决策、建议和部署了包机撤侨的方案”，中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副主任赵海涵说。

　　联席会产生了一个与预案基本吻合的多部门联合行动方案：外交部负责总体协调，民航局负责协调南方航空公司派出包机，公安等有关部门负责组织入境审查等边境事宜，商务部负责提供物资保障，海关、质检等部门承担相应的人员和货物通关事宜，财政部则协调给予经费保障等。

　　6 月13日下午6时，来自外交部领保中心和欧亚司、公安部、新疆自治区的9人小分队分成两个工作组，一支赶赴乌鲁木齐机场接侨后方，一支赶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和中国驻吉使馆领事、副武官等组成的4人小分队会合。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主任何平担任了前方工作组的组长。

　　驻守比什凯克和乌鲁木齐的新疆各地州的办事处人员也参与了这次行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驻比什凯克办事处等的工作人员随前方工作组、使馆小分队一同赶赴奥什接侨，而14个新疆地州市驻乌鲁木齐办事处的负责人也随时准备送需要返乡的侨民回家。对于不回家而要在乌鲁木齐暂时落脚的侨民，新疆自治区外办将其接到乌鲁木齐市内的昆仑宾馆过渡。

　　6月14日，前方工作组和使馆工作人员在比什凯克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第一副外长之后，立刻乘坐小飞机赶往奥什。应工作组和使馆的要求，吉尔吉斯斯坦派出了两位外交官随同一起前往奥什机场以配合工作。

　　当晚8点40分，第一架救援包机南航CZ5240从乌鲁木齐国际机场起飞，空中飞行两小时到达奥什机场。
　　

6月16日，第7架撤侨包机安全抵达乌鲁木齐，从吉首都比什凯克返回的中国公民走出廊桥。
　　

6月16日，在吉的中国公民在奥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彻夜难眠：枪声不断的晚上

　　撤侨是从14日开始的，按照自愿原则，撤回中国，或者撤往首都比什凯克。身为南方华商协会会长的杨彩平，实际上是这次撤侨行动中民间联络和组织最关键的人物。

　　6月10日晚8点多，骚乱发生时，杨彩平第一时间通知大使馆，然后再通知每个华商注意安全，不要上班，并通过当地人寻找中国人，第二天，把不安全的人接到红太阳市场。

　　在得到包机回国的确切消息后，南方华商协会在奥什州确定了三个聚集点，再派车从聚集点接到机场，其中北京宾馆是最重要的一个聚集点。无法赶到这三个聚集点的，杨彩平则亲自跟车去接。

　　奥什州的侨民们困在楼房里，分散而居，商会派车将他们一一接到北京宾馆，从第一天下午到第二天下午，总共接了200多人，天黑之后不敢外出接人。

　　晚上8点到早晨8点是宵禁时间，车辆不通行，来不及转运到机场的侨民就要在北京宾馆和红太阳市场过夜。6月14日，南方华商协会等民间组织陆续向北京宾馆运送了200多名侨胞，当天还剩42人没来得及转移。15日又来了100多人，同样因为来不及转运晚上在宾馆过夜。

　　处于骚乱的中心位置，这100多位要临时安置的侨民让北京宾馆此次驻守的负责人赵德顺担惊受怕。外面还是枪声不断，到处在烧房子，宾馆的门窗都被障碍物堵上了，晚上没有人敢开灯。赵德顺两天两夜连续50个小时没敢合眼，“一旦受到攻击，宾馆四面都在打斗，想转移都没有余地”。

　　宾馆的食物和饮用水也无法满足侨民的需要。骚乱事发突然，又正值酷暑，宾馆客人、工作人员30多人，一两天的功夫就把宾馆储存的食品都吃完了。有的侨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跑到北京宾馆却喝不上一口水，宾馆的20桶饮用水很快就这样分完了，而自来水又担心骚乱双方会投毒不敢随意饮用。

　　眼皮底下就发生着打砸抢和举着刀枪棍斗殴的事件，拥入北京宾馆的500多中国的企业工人、商人和学生也都很紧张，“宾馆里乱哄哄的，很多人惊慌失措，想抓紧脱离这个环境”。

　　宾馆的本地保安也只剩一个了，驻守北京宾馆的负责人赵德顺打电话到奥什市政府和警局求援，也没有人接听电话。

　　6月14日，第一批回国的人员迟迟不能从北京宾馆到机场，于是在机场等待的一名大使馆秘书和一名武官开车去北京宾馆，结果在途中遭遇

　　枪击，子弹打碎了车窗玻璃，划伤了他们的脸和手。

　　聚集到北京宾馆以后，怎样将侨民安全送到机场？成为此次撤侨行动最大的难题。

　　险境转运：装甲车冲锋枪护送

　　奥什机场距离市区中心地带的北京宾馆20多公里，骚乱后，这段半小时的路程被吉尔吉斯族人和乌兹别克族人分段占据，车辆受到骚乱双方盘查，枪战时有发生，对于中国侨民而言，这不亚于一条死亡之路。

　　身着防弹衣、戴着钢盔的外交官们在接侨途中遭遇了枪战之后，工作组组长、外交部领保中心主任何平立即向随行的吉方外交部官员提出交涉，中国驻吉使馆副武官刘洪随后也紧急电话联系吉边防军副司令，在中方强烈要求下，吉边防军终于同意派出一辆装甲车和两辆大型军用运输车将中国侨民护送至奥什机场。“对中国政府的应急工作组来说，这次撤侨行动的挑战在于如何安全运送侨民从奥什市区至机场。”外交部领保中心副主任赵海涵说。

　　因枪战受阻的首批车队这天下午再次由装甲车开道驶向北京宾馆，20多名吉方的防暴警察随车到宾馆广场护送100多位中国侨民上车。赵德顺看到，中国侨民刚进入宾馆前的广场，附近的几十个骚乱分子就打着口哨、拿着枪、刀、棍冲过来了，离侨民队伍最近的距离只有几米。防暴警察这时向他们鸣枪警告，闹事者才退了回去。赵德顺感觉他们是要过来抢劫。

　　当时赵海涵等身处的奥什机场“就像是我国春运期间一个乡镇的火车站，几千人拥在那个火车站里，只有一个小厕所，也没有地方可以吃饭买东西。”逃难的近1300位侨民，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协调，局面会失控。“工作组中的公安干部起了很好的维持秩序作用，而新疆派出的干部，也在沟通协调上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工作组在奥什机场喝自己带的矿泉水、吃馕，“还幸运地找到一个小烧水壶可以泡方便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了4天4夜。他们还找了个小办公室，组长何平在沙发上、赵海涵在桌子上和衣而眠，有的工作组成员要么睡在候机大厅的地板上，要么在外面座椅上，或者草坪上铺个小毯子睡一会，睡两三个小时到了半夜又冻醒了。

　　而卡拉苏的华人到机场必须先到奥什，因为途经一个乌兹别克族的村庄，所以也存在危险，因此从卡拉苏出发时，同样是军车护送，前面一辆军车，上面有15人，前面是机枪，周围是冲锋枪，后面是地方有实力的人，包括杨彩平和奥什州移民局局长等人，中间是五辆装载华人华商的大巴，每辆车上都有两名军人拿着冲锋枪。

　　从6月14日到17日，北京宾馆陆续集中的500多位中国侨民分5批被装甲车和防暴警察开道的车队护送到机场，和卡拉苏转移来的600多侨民一起，共计1300人被9架南航的包机送回乌鲁木齐。

　　搭机回国的侨民身份复杂，有经商人员、少量中资企业员工和留学生，还有已经跟当地人通婚的长期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华人华侨，身份核查也就成为一个难点。

　　很多想撤离吉尔吉斯的侨民没有任何证件，只有一个护照复印件，正本拿去申办吉尔吉斯斯坦的居留许可了。有的连护照复印件也没有，只有身份证复印件，甚至有的侨民什么证件也没有，这样在正常情况下要出关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联合工作小组希望吉方能在这些方面提供便利。

　　赵海涵还注意到，有些侨民是携带了万贯家财离开吉尔吉斯的，“其中有一位甚至随身携带了几十万美元的现金，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出关的”。他们必须想方设法与吉方沟通。在中国公民的困难和吉方的管理规定两头找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

　　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40分，148名侨民搭乘南航C Z2008，从吉尔吉斯斯坦奥什机场踏上回家之路，五天五夜断水断粮之后的他们，在飞机上竟然吃到了热腾腾的粽子，而这架飞机也是九架撤侨包机当中的最后一架。电视画面中，侨民们打着“感谢祖国”的横幅，噙着泪水。

　　外交为民：撤侨行动背后的变革

　　外交学院副教授夏莉萍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此次撤侨行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以包机的形式，集中接回受困求助中国公民人数最多的一次。其背后，是我国一系列领事保护机制的变革和机构改组的影子。

　　2006 年，外交部成立领事保护处，当年便启动了所罗门、东帝汶、黎巴嫩、汤加4次撤侨行动，这一年也被领保处的工作人员开玩笑地称为“中国公民撤侨年”。赵海涵参与了这一年的东帝汶撤侨工作，两架包机一次就把243名侨民撤离回国。“东帝汶国家小，又有澳大利亚军警维持治安，危险系数没有吉尔吉斯这次撤侨行动大。”

　　2008年底，泰国反政府示威者封锁机场，导致3300多名中国游客无法回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会同民航局、旅游局努力协调，于4天内派出12架商业航班，接回所有中国游客。“那次我们的游客没有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主要是滞留机场，且有旅行社的组织，和侨民不同。”

　　2007 年，外交部领保处升格为领事保护中心，专门负责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合法权益的保护。而2005年年底，财政部还为外交部设立了“领事保护专项经费”，截至 2007年底，中央财政共下拨专项经费预算2800万元。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夏莉萍观察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为保护海外公民而设立的专门经费。

　　领保中心注重每一次撤侨行动中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协同作战，“三位一体”工作格局的形成。它体现在2004年年底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的创建，温州、广东、福建等一些省市区地方政府外办也开始设立“涉外安全处”等专门机构，驻外使领馆领事保护工作日益专业化。

　　2006年的所罗门撤侨行动中，广东省政府甚至启动了2005年建立的“广东省在境外人员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广东省在境外人员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预案”，协助外交部处理境外广东籍侨民的安全。

　　而外交部也开始初尝自2006年以来，一套领事保护应急机制逐渐建立起来的成果。媒体报道，2000年我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撤侨行动还要逐级请示，因为没有现在的应急机制。此外，以前的包机叫专机，运作起来比较麻烦，时间也较长。而现在在各部门联席会上就可以当即拍板租用商用飞机。

　　在此次撤侨行动中，民间侨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组织功能，领保中心表示，民间侨团参与应急机制的建设，将成为未来重点考虑的一个部分。在我国，华人华侨在外交上一向是比较敏感的群体，尤其在东南亚。因此我国实行的一直是在有条件的使领馆实现自愿登记，这样就导致很多侨民实际上都没有在使馆登记，而侨领和侨团因为与侨民的天然纽带，成为使馆联络侨民的“中间人”。

　　外交部资料显示，近年来，因探亲、旅游、求学、商务、移民等，我国公民出境人数大幅增长。2008年出境人数为4584万人，到2009年已增长到4765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我国公民和机构在海外主要面临两大类安全风险。其一是传统的安全风险，即非洲、南亚、中东地区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军事动荡、武装冲突和种族宗教矛盾危及我国在当地公民和企业的安全。另一类则为非传统类风险，包括一些针对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恐怖主义活动、索马里海盗等。从人群分布来看，前往局势动荡国家和地区的零散外出商务和劳务人士构成了比较高危的人群。

　　夏莉萍指出，在保护海外公民安全方面，中国正在汲取其他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2006年和2007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提出，要维护中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外交为民”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转变的最大特色。“而中国在领事保护上的所有制度化变革，也正是中国政府创新管理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体现。”

　　“商”离别
　　

6月15日凌晨，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第一批华侨华人准备乘专机回国。新华社

　　南都记者鲍小东金俊南随身背着一部移动座机，随时随地和仍留在吉尔吉斯斯坦(以下简称“吉国”)的华人联系，一方面了解该国骚乱的进展，另一方面劝说吉国南方华商会会长杨彩平尽快回国。在吉国6月12日发生骚乱后，杨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南部华商撤离，并动用自己的一切社会资源，配合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保证华商的人身安全，撤离吉国，顺利归国。在1300名中国公民陆续回到祖国后，杨彩平和一小部分华商仍留在那里，保障华商的财产安全。

　　“还在吉尔吉斯斯坦时，只想着生命最重要，财产无所谓，但是回国后，又开始想着财产问题了。”金俊南说。由于杨彩平在吉国官民之间、吉尔吉斯族和乌孜别克族等民族间都有深厚的关系，所以，杨的留守几乎是他们财产安全的最佳保证。“但是我们不能这么自私，我们希望她尽快回国。”6月19日，金俊南说。

　　骚乱打破了原有秩序，华商们面临着人身安全与财产、去和留等问题的选择，由于牵涉众多，选择困难，他们陷入迷惘和无奈中。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的境遇是华商在国外求存的艰难写照。

　　枪声火光中的煎熬

　　回国好好睡了两天后，他们才恢复了精神，之前的几日，他们在吉国的枪声中备受煎熬、精神焦虑。

　　吉国官方的口径是骚乱发生于6月12日，但所有归国华商均称，骚乱发生于6月10日晚9点左右，首先在奥什州的一家夜店内，一群吉尔吉斯青年手拿石头、刀子和枪支与另一伙乌孜别克族小伙子发生冲突，随后冲突不断升级直至发生枪战。

　　华商吴增长在奥什州的住处和发生骚乱的夜店仅隔20米。那栋楼里还住了100多名华人华商。他们先是听到有人吵闹，后来枪声大作，谁也不敢把头伸出窗外察看。

　　金俊南的住处距离骚乱处也不远，他形容说密集的枪声像中国大年三十晚上的鞭炮声。

　　枪声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吴增长、金俊南等人彻夜未眠，他们在观察局势，并通过手机向当地人了解事态，并向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吉国南部华商会会长杨彩平汇报情况。杨彩平要求所有华人华商相互通知，第二天不要上班。

　　下半夜时，开始有人放火。金俊南看到火光冲天，甚至有人在扔手榴弹，街上传来尖叫声。

　　11日早晨，透过窗户，吴增长看到奥什州市区四处起火，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个新的起火点，警方根本无力救援。放火者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头上缠着红带子，手拿刀枪，在楼群间乱窜。

　　6月12日，有人朝金俊南所住的房子里扔石头，他住在3楼，但窗户玻璃还是被砸碎，还有人冲上来撞门，金俊南和其他5个人手拿菜刀、棍棒，守在门边，幸运的是，门没有被撞开。其中一个女孩吓得瑟瑟发抖。

　　而在距离奥什市区30公里以外的卡拉苏市，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华商会将大多数华人华商组织到一个叫做“红太阳”的大市场里，这个大市场由华人杨勤川和杨彩平夫妇投资。尽管这个大市场配有枪支弹药库和36名保安，而且骚乱没有波及到卡拉苏市，但难以平息的局势还是让众多华人华商将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的货物丢在吉尔吉斯斯坦，陆续搭乘中国政府的包机回到国内。

　　“一开始，无法判断局势，天天在房子里看电视，发现骚乱没有平息的迹象，就开始想回国，但是航班都取消了。”华商范润轩说，“这时候，国家及时包机，接我们回国，有些人护照丢了，都可以直接上飞机。只要是中国人，都能上飞机，我们非常感谢祖国。”

　　动荡政局动荡命运

　　作为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商会会长，杨彩平亲自将华人华商一批批地送到机场，但她自己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她把那些自愿留下来的华商们组织起来，分片每日对华商的库房、物流部进行巡逻，并送馕喂饱看守库房的狗们。

　　之后，她又以个人名义一一拜访她在当地建立的关系，包括周边所有的村镇干部，既有吉尔吉斯族人，也有乌兹别克族人，给他们送钱送礼。她还整理出所有村镇干部的电话，以及大使馆、机场等等电话，然后分发给每个留守的华人华商，以便他们在困难时求助。

　　但18日，一家华人投资的轧钢厂还是被烧，老板被打伤。

　　已经回国的商人们，大多没有回到他们在福建、浙江等地的老家，而是留在乌鲁木齐，每日聚集在一起，交流各自得到的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消息，他们从开始的人身安全的焦虑中转移到对财产的关心。因为这几乎是他们多年积累的全部。

　　商人范润轩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前途并不乐观，他表示，如果事态平息后，能将库存的货抛掉就很好了，他不打算继续在吉尔吉斯斯坦发展了。

　　“这次骚乱，让很多人对吉尔吉斯斯坦失去了信心，都想把货卖掉了就离开。”南部华商会会长杨彩平说。她也对吉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

　　自2005年以来，吉国政局风云变幻，给华人华商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1991 年8月31日，吉尔吉斯最高苏维埃通过国家独立宣言，正式宣布从苏联独立出来，改国名为吉尔吉斯共和国，同年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政体施行总统制。 2005年，吉尔吉斯共和国爆发“郁金香革命”。在当年的7月10日举行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选举中，巴基耶夫正式当选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巴基耶夫上台后，杨彩平对新政府寄予厚望，她以为新政府会出台安抚老百姓的优惠政策，政局会越来越好，但没想到等了一年又一年，政局也没有稳定下来。

　　2010年4月6日，反对派骚乱要求总统巴基耶夫辞职，2010年4月8日，巴基耶夫辞去总统职务。

　　“一个人口500多万的国家就有100多个政党，20岁的男孩，几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党，然后把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的，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握手的姿势像国家元首一样正规，人人都想当总统。”金俊南说。

　　连年来动荡不安的政局，导致不少中国商人改向他国投资，如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而原本从吉尔吉斯斯坦进口的周边中亚国家，也改向别国进口。

　　中海市场是比什凯克最大的华商聚集地，最多时有600多人，现在只有350多人，因为上半年生意清淡，一部分人已经先撤走了。

　　大唐市场是位于奥什州的一个华商聚集地，这是一个主要针对本地人的零售市场，最多时有100多商户，现在只剩下四五十户。

　　“现在看来，没有希望了。”杨彩平说。

　　“刀口舔血”的人们

　　早在2005年，在首都比什凯克，反对派们冲击总统府，赶走前总统阿卡耶夫时，华商们遭受惨重的损失，很多华人华商的货物被烧毁。动乱波及南部，很多本地的商户想赶走华商，因为华人的商品价格更为便宜。

　　更大的威胁是，巴基耶夫上台之后，任命库洛夫为总理。库洛夫却立即颁发了一个主要针对华商的“禁商令”，杨彩平立即出入总统府，先后面见了36名议员，最后为南部地区的华人争取到600个经商名额，但不久，库洛夫下台，禁商令取消了。但是，当初为了争取600个名额，杨彩平花了一笔不小的费用。

　　赵建龚于2000年到比什凯克投资，他认为，2005年到2009年，虽然政局动荡，但对华商并没有造成致命的伤害，“只要不闭关，对华商的生意影响较小”。因为在北部的比什凯克有华人华商5000多人，南部的奥什地区有华人华商1000多人，其中80%以上都是做贸易的，他们从中国进货，然后批发到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只有10%的商品在吉尔吉斯斯坦零售。因此，赵建龚认为，骚乱导致周边国家封锁海关，导致商品滞销。

　　但金俊南却不认同赵建龚的说法，他认为，政局不稳，导致政府官员更迭频繁，继而导致政策不稳定。比如金融危机后，华商在吉国的利润大减，因此吉尔吉斯斯坦南方华商会出面和地方政府谈判，要求减税，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同意，但是之后由于官员更换，老政策就又作废了。

　　警察们也会趁乱敲诈华商。2004年前，王维国在哈萨克斯坦做生意，但是由于警察敲诈严重，他和很多人一起来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卡拉苏市，那时候警察对华人的态度不错，但是那年下半年后，警察的态度就变得很坏了。他们以查护照、海关收据等为名，敲诈华商，最初，给他们一两百索姆(相当于人民币一二十元)就可以打发他们，但现在涨到了一两百美元。

　　中国的商品在经过吉国的海关时，属于“灰色清关”，即给海关一些好处，海关就会放行，并不办理海关手续，商户们因此没有海关税单，这就给当地警察找到了生财之道，他们在检查市场时，以没有税单为由，对商户进行罚款，于是商户必须打点他们以免受处罚。

　　过节时，甚至有警察拦住华人华商，以查护照等为名，索要钱财，不过，给一两千索姆(相当于人民币150元到200元)就可了事。

　　因此，华商们必须与地方政府、警方、社会势力等建立良好的关系，过年过节，杨勤川都要打点安检局、公检法等部门，人多的部门给1000美元，少的部门给500美元。否则，平时就会被骚扰。

　　为了使华商们免受欺侮。2007年，杨勤川投资建设了红太阳市场，把卡拉苏的大多华人商户集中起来，而他和当地各种势力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尤其和前总统巴基耶夫家族关系非同一般。

　　随着巴基耶夫的垮台，“我们以前这么多年赚的钱现在都砸在那里了(吉尔吉斯斯坦)”，杨勤川说。

　　今年4月，发生在比什凯克的骚乱对北部华商又是一次严重伤害，一家位于比什凯克的华人商场被烧，内有30多家华人的商铺；又因为闭关，销售量较往年同期减少90%。

　　此次南部骚乱，北部虽较为平静，但人心惶惶，街上行人稀少，华商的生意比骚乱前又减少80%，现在库房里还存有4月份以前进的货。

　　再危险也要留守

　　6月20日，从中国喀什市到伊尔克什坦口岸约260公里的公路上所能见到货车屈指可数。伊尔克什坦口岸是中国商品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的最主要的口岸之一，距离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线只有几公里距离。

　　口岸位于盆地间，四周皆为高山，虽然已是6月下旬，但山顶上仍有皑皑白雪，傍晚时分的空气含有冰雪的寒气。

　　这一天，口岸一派冷清，人迹稀少。伊尔克什坦口岸边检站副政委米建新称，6月10日以来，该海关一直没有闭关，并保证24小时通关，只要是中国公民入境，都要做好办理入境手续的工作。但吉国骚乱以来，出入境人数大量减少，从13日到17日，出入境人数仅为40多人，其中入境30多人，而出境者则是将货物运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库房的司机们，他们卸完货后又回来了。

　　吉尔吉斯斯坦约有30名司机滞留在中国口岸，因为害怕回国，中方为他们办理签证延期手续，还为他们提供免费的食宿。

　　海关的数据显示，吉国骚乱严重影响了中吉贸易。4月6日骚乱前，每日通过这个口岸的中国货车100多辆；骚乱后到5月中旬，每天只有50多辆；5月中下旬以来，下降至每日二三十辆车；6月10日以来，总共只有20多辆车。

　　16日，口岸的装卸工们将货物装卸完毕后，都乘车到喀什市区玩耍了。

　　从华商们的销售额来看，骚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卡拉苏市的各个市场都是针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批发市场，今年以来，卡拉苏市场的销售额下降30%到70%，奥什市区的市场是针对本地人的零售，其销售额也下降20%到30%。另外，无论是批发还是零售，利润都下降40%。

　　尽管如此，杨勤川还在等待着局势的稳定，一旦骚乱被平息，他即赴吉尔吉斯斯坦。其实，他很想从此离开吉尔吉斯斯坦，但是他觉得自己离不开了，因为他在吉国有大量的投资，除了红太阳市场，还有砖厂、物流公司等等。

　　他自我安慰道：“不管谁是总统，至少我们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还是好的。”

　　此时，他的妻子杨彩平在吉尔吉斯斯坦为了能够保住红太阳市场，已经花费了30万美元，打点各种关系，以免市场又被人侵占。

　　“对于商人而言，国家稳定太重要了，否则没有人身安全，财产也没有保障。”杨彩平说。和其他众多商户一样，她现在很想回国或者去别的国家投资。

　　对于吉国华商们的遭遇，乌鲁木齐市一家面向中亚各国的供应商负责人蒋旭东说，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投资的风险都很大，“那都是刀口舔血，因此他们赚取较高的利润完全是应该的”。

　　目前，吉国局势似乎还没有完全平息的迹象。

　　赵建龚获得的最新消息称，比什凯克也将爆发大规模骚乱，因此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建议北部的华人中的妇女、儿童先撤离回国，每户只留一个人看守。北部的华人华商已经纷纷回国，6月21日，机票预订信息显示，从比什凯克飞往中国的航班已经预订到6月31日了。

　　赵建龚等人将所有北部商户的联系方式登记好，上报给大使馆，并分发给各个华人华商。他还建议每个商户多多准备干粮和矿泉水，以防停电断水。据称，不少吉尔吉斯斯坦本国公民已经撤到哈萨克斯坦等国。

　　而在南部奥什地区，当地人更“准确”地通知杨彩平称，6月22日到25日，南部将可能爆发更大的骚乱，并劝她赶紧回国。但是她还是留了下来，“如果人离开了，什么都没了”。

　　赵建龚较为乐观地估计，如果吉尔吉斯斯坦新政府实在不能平息骚乱，俄罗斯政府必会介入的。“等形势稳定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生意还是可以做的”。

　　但让他恐惧的是，在吉国，有大量枪支流失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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