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蒙古国家博物馆在不同展厅里这样叙述自己国家的历史:匈奴帝国，鲜卑帝国，柔然帝国，突厥人建立的突厥帝国、蓝突厥帝国、维吾尔帝国及最后的蒙古帝国、满族统治下的蒙古、革命前夜的蒙古、共产主义时期蒙古与民主化后蒙古。
中国和蒙古要走向崛起，成熟的历史观必不可少。
对于中国人来说，蒙古是一个特殊的国度。因为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蒙古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说，蒙古又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我们对这个与中国有4000多公里边境线的邻国，是那么无知，以至于国内有些人还在一厢情愿地谈论“回归”的可能。
“回归，是100%没有可能的。”无论是蒙古人，还是在蒙古的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容置喙。关于蒙古大呼拉尔第43次讨论回归中国的议题，也纯粹是好事之徒的画饼充饥。现实情形是，蒙古人拒中国千里之外尚且不及，又何谈投怀送抱呢？
“想知道中国人在蒙古人的心里是什么位置吗？日本人在中国人心里是什么样，中国人在蒙古人心里就是什么样。”一位在蒙古生活了多年的朋友这样跟我说。
中国人在蒙古的真实境遇
到过蒙古的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我去蒙古之前，朋友就告诫我说，自己一个人要小心，特别是晚上的时候，要离街上的醉鬼远一点儿。
Idre’s Guest House酒吧的老板曾经对我说:“我从不接待中国人，因为你分不清谁是生意人，谁是旅行者。”他很坦诚地当着我的面表达自己对中国商人的厌恶感。
中国在蒙企业是这种抵触情绪的最大受害者。山东正元公司相关负责人曾向我提及，2003～2005年间，正元公司在苏赫巴托省开发金矿时，当地的环保警察与县长经常会来找麻烦。2006年在公司另外一个项目场地，地方环保警察让所有中国工人站成一排，在太阳底下站着，自己则坐到蒙古包里喝起酒来。“这是一种侮辱，但我们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其他的外资企业便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正元公司负责人李德亮对此表示无奈。
在乌兰巴托，曾有多名中国劳工向我倾诉自己在蒙古被打被抓的遭遇。我在二连浩特的一个朋友也曾亲口告诉我，前几年他曾在苏赫巴托广场被小偷偷去手机，谁知追到小偷后却被当地警察带到警察局，小偷被放走，自己反而挨了打。
在蒙古的中蒙混血儿，一般不会主动对别人谈及自己的中国血统，特别是有中国血统的蒙古官员对此更是讳莫如深，因为这是断送政治前途的危险举动。
我在蒙古时值奥运，现任侨协会长李有生对我说，中蒙选手争夺射击金牌时，蒙古选手手枪出现问题，当时电视台主持人脱口而出，是不是中国人搞得鬼？一家大众媒体的主持人在毫无调查的情况下，口无遮拦，无疑是不负责任的。然而这“脱口秀”的背后，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动因。
蒙古人对中国人的种种不友好，蒙古媒体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往往将集于一点的事情渲染成一个面，以至于中国大使馆不得不做一些公关工作来维持中国在蒙古的形象。然而，如果当地报纸做了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以后，往往不久就要再做对应的负面报道进行中和，由此可见其国内读者的社情民意。蒙古的政党同样如此，在议会选举中，反华往往成为选举的政治筹码。在一个民主国家，这至少反映了当地民众的好恶。
在蒙古如此的舆情之下，中国民间要求蒙古回归的民族主义者们，无疑缺少更深层面的思考。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只顾自己在网上自说自话，有时只能帮倒忙。
2006年，是对中蒙关系颇具考验的一年。只因这一年是大蒙古国建立800周年。前中国驻蒙大使高树茂出于淡化历史、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考虑，说出了“成吉思汗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既然我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就要共同发展”的话，结果依然被蒙古媒体列为最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之一，说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高大使这样说过:中国的崛起，历史观必须走向成熟，坦率地说，历史问题不正视，很多周边国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国家发展是有阶段的，有一个大的长远的战略利益在其中，国家一再强调尊重蒙古主权，但是我们民间却有不同看法，不能说这些人是不爱国的，但要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驻蒙使馆工作的多位朋友在谈及中蒙当前的主要问题时，都不约而同提到“增信释疑”这四个字。的确，如果做一下换位思考，小泉去靖国神社参拜，中国人尚且暴跳如雷。当蒙古懂中文的人打开中国网站，看到的都是要求收回蒙古的言论时，蒙古人会怎么想？这个问题绕不过去，中蒙民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友好往来。
博物馆反映的历史观
中国人对蒙古特殊的情感，全因我们的“海棠叶”情节。而蒙古人对中国人的种种不友好，也起源于这片“海棠叶”。不同的是，中国人对这片海棠叶充满向往，蒙古则充满厌恶。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中国将蒙古建国看作国家分裂与领土缺失，蒙古则看作是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看成自己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彻底摆脱了中国将近300年的“殖民统治”。
我的蒙古朋友孟和在跟我聊历史的过程中，曾反复用到“征服王朝”这一概念。“蒙古在元代也曾征服过中国，为什么不说现在中国是蒙古的一部分呢？”
蒙古人这种史观的叙事范本，全部躺在它的国家博物馆里。位于首都乌兰巴托市中心苏赫巴托广场西北的国家博物馆共由10个分馆组成，记录了从匈奴王朝到蒙古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通过展品的内容、陈列样式与展馆大小等细节，我们可以了解蒙古人对自己的历史究竟是持怎样一种态度。
与中国民族大一统史观不同，蒙古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蒙古国家博物馆的墙上，这一点被特别强调出来。蒙古国家博物馆在不同展厅里是这样叙述自己国家历史的:匈奴帝国，鲜卑帝国，柔然帝国，突厥人建立的突厥帝国、蓝突厥帝国、维吾尔帝国及最后的蒙古帝国、满族统治之下的蒙古、革命前夜的蒙古、共产主义时期的蒙古与民主化后的蒙古。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博物馆，在看似千奇百怪种类繁多的展品背后，实际上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即向参观者证明自己国家民族的正统性与唯一性，蒙古国家博物馆也不例外。蒙古国家博物馆展厅的历史排序，无疑是想告诉参观者，蒙古国是自古以来中亚各个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历史上各个帝国的统治者或是蒙古人的直接祖先，或与蒙古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千多年来，中亚的居住者、建国者与统治者的后代，便是现在的蒙古人。蒙古国家博物馆告诉人们的，并不只是蒙古人对国家正统的申述，还有他们对外来统治者的态度。满族或者中国，在这里被当成一个侵略者的角色，用来批判。
突厥王朝的展厅，是蒙古与代表土耳其政府的土耳其国际合作机构共建的，因为突厥帝国创立者的后裔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人。蒙古人能坦然面对古代突厥人的统治，却无法坦然面对满族或者中国人的统治。
照理说，从1636年清军入关前征服内蒙开始算起，到1911年清朝灭亡，有清一代对外蒙古统治将近300年，比起后来苏联70年的间接“统治”要长出很多。但如果你到蒙古国家博物馆就会发现，300年历史的第五展厅“满族统治下的蒙古”，不及“共产主义时期蒙古”展厅的三分之一，是10个展厅中空间最小的。
第五展厅展品的内容只突出两个主题:军事与刑具。前者强调清朝对蒙古的军事征服；后者用图片加实物刑具的方式，刻意突出满族统治的残酷、黑暗。实际上稍对蒙古历史了解的人，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出蒙古国家博物馆陈述立场的偏颇。
1921年苏联控制蒙古以后，没收佛教寺院的财产，摧毁庙宇，逮捕喇嘛，基本上毁灭了藏传佛教。在1932年蒙古出现反抗苏联的行动后，苏联当局开始在蒙古进行清洗迫害。从1933～1953年，有36000人死亡或失踪，而当时的蒙古只有73万人。短短20年间，这个国家将近5%的人非正常死亡。在文化上，蒙古遭受了与越南同样的命运，传统蒙文被改为俄罗斯式的斯拉夫文字，隔断了他们自身文化的传承。
以上数据都来自蒙古国家博物馆，对比便知，第五展厅描述清朝对蒙古的残暴统治，只是大而空的宏观论述，缺少历史证据的支撑，却几乎占到整个第五展厅的三分之一；而苏联统治下对蒙古货真价实的残暴统治，却隐藏在共产主义时期蒙古工业化大生产的成就展品中，被轻描淡写般带过。这分明是用政治来解释历史，用当下来诠释过去，印证了克罗齐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
在第七展厅“革命前夜”里，有一段描写更是赤裸裸地表现了蒙古人对中国商人的愤恨，现照录如下:“中国商人充斥乡间，从牧民手中以低价收购皮革、羊毛、骆驼毛等商品，再将这些商品高价卖出，迫使蒙古人负债累累，由于牧民不能读懂中国商人的账本，中国人因此很容易耍花招，蒙古人经常反抗他们的压迫。”
蒙古国家博物馆在这段文字旁，别有用心地配上了一幅没有具体出处的图片，上面是一个带着镣铐正在受刑的蒙古人，暗示中国人对蒙古的残暴统治。在这里，满族人的官府与汉人的商人都是被当作中国人来看待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宣布自治，八世呼图克图出任皇帝。1919年，北洋政府派徐树铮将军入蒙，解散自治政府，外蒙古重归中国。“蒙古如此之少的人无法与中国人抗衡，先后向俄、日、英、法、美求救，但均遭拒绝。”蒙古国家博物馆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记录到。
在蒙古国家博物馆的描述里，从没有“分裂”这样的词汇，他们形容北洋政府的军队时用到的词汇是“入侵。”其中一幅北洋军在广场阅兵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兵士们看上去趾高气昂，旁边的英文图说是:中国政府撤销蒙古自治的一个庆典。
这是该展厅极少有英文图说的一幅照片。这颇让人奇怪，与其他展馆相比，这个展馆的英文解说少的可怜，只有在涉及“中国军队侵略”的内容上，才会出现英文图说。我因此怀疑是有些历史蒙古人不想让外国游客知道。
其中一幅1919年徐树铮与蒙古王公贵族的合影或许可以印证我的想法。照片中立者为徐树铮与蒙古贵族，右侧与后立者为北洋诸将，背后是各国国旗。这至少表明，当时徐的介入与取消蒙古自治，是得到部分蒙古上层与国际支持的，这或许颇让现在的蒙古人感到难堪，因此英文介绍便被隐讳不提。
中国人被区别对待的现实原因
历史永远是现实的拐杖，现实才是行走着的双腿。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苏联控制下的蒙古也被灌输了反华教育。但据在蒙古生活多年的老华侨回忆，那时的蒙古民间，对中国并无反感，只是两国政府彼此保持距离。
然而今天的情况却刚好反了过来。如今，中国已经连续9年成为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中蒙贸易额占蒙古贸易总额的50%，用驻蒙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文睿的话说就是，过去蒙古是反华但不反华人，而现在蒙古人却比较反感中国人。
中国敞开国门以后，一批中国商人裹挟着伪劣商品来到蒙古淘金。这些人在蒙古人眼中的形象，与蒙古国家博物馆里描绘的中国商人并无二致。这部分人是抹黑中国的先锋队。随着中蒙经贸往来的加深，淘金的大部队纷至沓来。据中国使馆统计，去年一年中国公民赴蒙人数达20万人次。在人口只有280万人口的蒙古，这个比例相当大。这20万人次，又大多集中在人口只有130万的乌兰巴托，难怪蒙古人会惊呼:“中国人来了！”
如今在蒙古国，中国人几乎涉足到了所有的商业领域。其中最主要集中在矿产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至于很多蒙古人会抱怨说，中国人正在掠夺他们的资源，抢夺他们的饭碗。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蒙古偏偏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将自身的恶劣品行带入蒙古。一些华侨向我反应，有些中国老板在当地一掷千金，随意追求蒙古女人，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这些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蒙古人由此生成的，便不仅仅是抱怨，还有嫉恨。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的经济状况远不如蒙古，那时蒙古认为中国是个穷国，现在却完全颠倒过来，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妒忌的心理因素在作祟。
除了嫉恨，在蒙古国人最深层的心理层面上，还有对中国的恐惧。如果你有机会站在博格达山顶俯视整个乌兰巴托，你就会体会到蒙古人的这种恐惧。蒙古国全国人口只有280万，只相当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人口。当一个国家一半的人口可以被一眼望穿的时候，当一个国家主要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夹在几山之间的时候，又有谁会对旁边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放心呢？驻蒙大使馆政治部主任孙洪量说的更为到位:“与其说蒙古恐惧，不如说他疑虑，包括蒙古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不知道中国以后要走向何处。”
给两个大国当了几百年夹心馅饼的蒙古，当然深知自己的境遇。300年前，在中国与俄国之间，蒙古选择了前者；1911年，蒙古则选择了后者。在蒙古人看来，这两次选择都是处于被迫，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因此在1989年苏联解体，蒙古再一次获得选择权的时候，变精明的蒙古选择了“多支点”外交:用合纵连横之术来对付中俄，这使得它有越来越多的资本与这两个国家叫板。
中国人在乌兰巴托的得到不友好待遇，与这个城市无度失衡的城市化也有关系，这是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据孙洪量介绍，原来乌兰巴托只有80万人口，且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随着牧区经济的不景气，大量牧民进入城市，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便聚集在乌兰巴托周围，形成了现在城市周边的棚户区。
蒙古又是一个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城市，人均年龄不到30岁，这些年轻人在城市中找不到自身定位，剩下的便只有对社会的不满。由于有大量的务工人员在蒙古，加之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中国人理所当然的成了蒙古向外引导社会矛盾的替罪羔羊。
蒙古现在的民族心态，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浮躁。苏联统治时期对藏传佛教的禁绝，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造成信仰上的真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外部势力的介入，造成不知所措。蒙古人还没有做好准备，还不能用一种发展中国家的、上升中国家的平和心态来对待外来冲击。
蒙古还是一个骁勇好斗的民族。对外国人，许多中国人骨子人里有一种敬畏，蒙古人却相反。蒙古国人总希望挑战外国人，这是一种沦肌浃髓的草原性格，这种性格也是促成中国人遭受不友好待遇的另一因素。
在乌兰巴托最时尚的迪厅METRO POLIS，我亲眼看到过蒙古人挑衅欧美人的场面。在乌兰巴托的大街上，你会发现，几乎找不到一辆没有划痕的汽车，他们开起车来像参加那达慕。韩国人、日本人在蒙古也有过不敬遭遇，只不过中国人的不幸更为普遍而已。
转机悄然来临
否极泰来，事分两面。在蒙古国旗里有一个中国道家的阴阳图案，这表明蒙古人也相信阴阳转换的道理。中蒙民间的友好往来，虽说任重道远，但在某些地方，这种转换已经悄然发生。蒙古人对中国人的缺乏善意，从另一面分析，正是中蒙民间交往不断加深的表现。我接触到的蒙古人中，凡是去过中国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对中国的态度便明显积极。据统计，去年一年蒙古公民赴华人数已经达到60万人次。
此次汶川地震发生后，蒙古许多企业、个人到中国大使馆来吊唁、捐款，原计划进行3天的哀悼活动，结果进行了半个月，总计捐款280万人民币。对于蒙古这样的国家，已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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