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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同性恋之都尼泊尔 掀起一场温和革命(组图) |
| www.sinoca.com 2009-08-22 南方都市报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潘特（SunilBabuPant）是个教师的孩子，在尼泊尔中部的绿色山区长大，小时也曾觉得会被其他男孩吸引，他并没有认真对待过这种感觉。
图：西欧、北欧的一些国家及加拿大美国很多州立法承认同性婚姻。图为一对同性恋人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注册结婚。
图：潘特，首个公开同性恋身份并当选尼泊尔国会议员的活动家。
图：哈维·米尔克是首个以公开同性恋身份角逐并成功当选为美国三藩市重要官员的人，1978年不幸被一名前警察枪杀并引发了该市大规模抗议活动。
图：石墙暴力事件后一个月，第一次“gay-pride”举行，如今这已经成为同性恋者最隆重的庆祝活动，每年夏天在全球各大城市举行，甚至成为观光项目。
图：1969年6月28日，在纽约的石墙旅馆爆发了聚集的同性恋者与警察之间的冲突，事件被普遍认为是近代同性恋运动的开端，一场革命由此开始。
苏尼·巴布·潘特（SunilBabuPant）是个教师的孩子，在尼泊尔中部的绿色山区长大，作为6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从小被家人宠爱，尽管小时也曾觉得会被其他男孩吸引，但因为是在封闭地区成长的天真孩子，他并没有认真对待过这种感觉。那时男孩和女孩都是分开玩耍，潘特觉得在玩伴中产生亲密感是很正常的，而他的朋友也一定和自己感觉一样。他说：“对于在山区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这并不算什么问题，尽管我清楚自己的感受，却难以定义。”
如今28岁的潘特已经搬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生活，同时他也清楚明白自己的感情取向应该如何定义，搬到大城市的目的就是寻找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男同性恋，在情感上找到归属。可是他在新环境里发现的着实把自己吓一跳：入夜之后，男女同性恋会在城市公园或者偏僻的郊外偷偷聚会，但是这种聚会经常被警察骚扰，在警方实行干预的时候，“不自然的性行为”是最重要的借口。潘特说：“每天都有大量看不见、说不出的悲剧在演绎。”
像很多亚洲保守社会中的同性恋者一样，潘特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压制自己喜欢男性的事实，用一桩看似正常的婚姻掩盖危险的双重身份。但恰恰相反，他决定站出来抗议严重存在的歧视。他说：“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在威胁和压抑中生活，要么在勇气中生活。”2001年他和一些朋友成立了“蓝钻石社会”（BlueDiamondSociety），这个组织的最初主要目的是在同性恋群体中宣传艾滋病的威胁。逐渐地，该组织发展为记录同性恋群体受到的歧视、不公平待遇和人权虐待，成员们也纷纷上诉最高法院要求推翻尼泊尔有关歧视同性恋者的法律。2007年 12月，尼泊尔最高法院同意他们的请求，4个月之后，潘特成为整个亚洲地区第一位以公开同性恋者的身份当选国会议员的活动人士。2008年底，尼泊尔最高法院宣布有关的最后判决，不仅取消了原本法律中对于同性恋的歧视和打击，还在所有政府文件中添加了“第三类性别”，即除了男性、女性之外的同性取向。新成立的政府顾问委员会正在商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可能性，短短10年之间，尼泊尔从偏远封闭贫穷的小国，变成印度著名作家，也是同性恋活动人士的米娜（C.K.Meena）笔下的“亚洲同性恋之都”。
基于同性恋者的权益，这些国家政策的改革以及普通大众认识的提高只可能发生在21世纪开始之后，而在亚洲其他地方，相同的进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长期存在的歧视逐渐被侵蚀，也在悄悄发生。在印度，德里最高法院最近废除了一项存在149年的法律，宣布同性恋性行为不再违宪。这项宣布充分说明了同性恋者的权益和尊严，言辞令人感动，以至于在法官宣读的时候，很多在座的人都流泪了。在亚洲的不少城市，今年夏天都分别举行了男女同性恋的庆祝活动，来自官方的干预几乎没有。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容忍程度增加并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能证明，但是有很多其他形式说明。例如在娱乐圈，著名的主持人、电视明星或者电影演员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不时有公开的同性恋庆祝活动、集会和游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在 1994年首次在亚洲举行了全球大型同性恋游行“gay-pride”活动，这项活动每年夏天都会在欧美各大城市举行，已经成为当地夏季缤纷活动的高潮之一，而今年，“gay-pride”在亚洲的很多城市都以不同规模举行。联合国发展计划负责艾滋病项目的总指导杰弗瑞（JeffreyO‘Malley）说：“人们不再否定同性恋的存在，这相比20年前已经是巨大变化。”
周围社会中同性恋者从无到有并越来越多是最近10年来亚洲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这种变化的促成原因有国际交往增加，人民的教育程度提高，全球化和城市化程度加剧以及民主制度的完善等，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全球信息的膨胀，体现在从网络到电视，所有你能想到的媒介上。同性恋在亚洲逐渐公开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西方化，以往有一种说法，认为同性恋这种“腐败的东西”是从西方传到东方的多种 “糟粕”之一，如今这种说法已经完全被抛弃。是因为在全球化引发的巨大社会变革影响力下，亚洲的传统文化信仰和社会架构中，那些经常阻碍社会宽容度的部分，例如宗教的传统保守主义、十分强调婚姻家庭和养育儿女、对于公开谈论性的文化禁忌等正在逐渐削弱。在亚洲的一些城市，已经有容忍同性恋者公开出双入对的空间，印度新德里的一位同性恋活动人士巴汉（GautamBhan）说：“对性的公开讨论应该在宪法的允许范围内，是对民主、平等和人权最基本的尊重。只不过同性恋将讨论的领域转移了。”
跟随潘特的脚步，从尼泊尔中部的穷困小山村到首都，再到国家议会，其间还绕路到白俄罗斯的一所大学和东京的俱乐部，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一个男同性恋者以及他所属的社区，最终如何赢得尊严和尊敬。在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离开尼泊尔的时候，潘特最初遇到的是周围人对他———一个同性恋者的厌恶和接受。1992年他来到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学院，希望完成在计算机工程方面的硕士学位，当时白俄罗斯作为刚刚从前苏联联盟中解体、新独立的国家，欢迎一切从发展中国家前来的留学生。但是潘特来到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经历对同性恋者敌意渐增的时期，当时在学校医务室里挂着明显的标语“小心同性恋”，在那里的5年时间里，潘特必须小心隐藏自己的秘密，他说：“我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对于当局来说会成为问题，有可能是驱逐我的理由。”
完成硕士学业后，潘特决定前往日本为一个环保组织担任义工。而在日本，原本两个星期的工作计划被延长成3个月的生活体验，在这里他融进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同性恋文化中。在日本，同性恋有很长一段历史，《源氏物语》早在11世纪就隐约提及同性恋的存在，早期人们对于同性恋也并不排斥。随着19世纪开始基督教在日本被广泛传播，对同性恋的态度开始转变，不过1880年开始，日本不再有惩罚同性恋的法律，而相同时期在英国所有的殖民地，类似的法律均存在。当然，这种默默的忍耐并不代表法律上对同性恋的人可以及公众的公开接受，但是的确给予日本男女同性恋相当的自由。长时间以来东京都有自己的“切尔西”，那是在新宿的一片商业区，主要由小商店、夜总会和书店构成，专门欢迎同性恋者。就是在那里，潘特读到了1969年在纽约格林威治村发生的石墙暴动事件（Stonewallriot），当时聚集的同性恋者公开反抗警察的骚扰，一般都以这个事件作为近代同性恋运动的起点。在东京，潘特也发现在古老的印度文化中也有崇拜同性相恋的特色。回到尼泊尔之后，他用自己在东京学到的东西努力向父母解释，作为同性恋其实是古老的印度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这样的说法让最初完全无法接受的父母慢慢软化了。他说：“我的父母当然还会有一些疑问，但是当我和他们谈起文化，宗教，这就不是遥远的话题，要知道当时同性恋还是只有从外国才会传来的话题。”
接受儿子的性取向后，妈妈最大的担心就是潘特会成为暴力的牺牲者，潘特回忆起妈妈经常为此活在恐惧中。不过在2007年尼泊尔最高法院通过同性性行为不再违法之后，类似的暴力活动明显减少了。尽管在参与政治活动时，对手经常针对潘特的性取向说出贬损的话，这令其父母非常伤心，但最初的担心和恐惧已经不再。如果不是勇敢地承认自己的“性别”，潘特一生可能都要过禁欲的生活，不过有一点不顺心的是，他长时间的同性伴侣不久前搬到了泰国曼谷，他只能回家和爸爸妈妈居住，照顾侄子侄女，经常回访出生并长大的村庄。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在尼泊尔，争取同性恋者权益的斗争和争取艾滋病患者权益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初在西方世界，这种致命的传染病被贴上“同性恋疾病”的标签，艾滋病的牺牲者除了病痛之外，还要忍受明目张胆，甚至是暴力的“惩罚”。在东方 “惩罚”的方式是冷暴力，也就是拒绝认同。很长时间以来，很多国家的官方健康机构表示，如果没有同性恋存在，艾滋病也就不会流行，因此采取一种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艾滋病对公众健康形成重大威胁的事态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政府还是一味漠视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糕。越来越多的艾滋病研究和防治机构此时成立，相应地，政府机构对于同性恋者的关注也开始增加。潘特主导成立的“蓝钻石协会”一开始从事的就是艾滋病的防治宣传并不是偶然，因为当时全球各国政府和组织对艾滋病防治都提高警惕，在这个领域获得资助是相对容易的。
来自协会的支持使潘特有一个平台能组织当地的同性恋社区，这是其他国家最初同性恋运动展开时的必经阶段。安杰莉（AnjaliGopalan）是来自印度新德里的一个社会活动家，当艾滋病的防治话题首先在印度出现时，她就一直是主要的参与者。安杰莉接受的专业教育是政治学和国家发展学，1985年她移居到纽约，当时艾滋病疫情在美国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她最初的工作是将疾病防治信息传达给边缘人群、移民和穷人。这种经验对她来说是一种“个人觉醒”，“它让我对自己的文化有更深刻了解”，安杰莉在新德里一间办公室里说：“了解了歧视、了解了平等，了解了如何尊重差异。”1994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她回到印度并成为了Naz基金印度信托机构，这是当地最早的艾滋病组织。当时印度的经济还没有进入迅猛发展期，因此将同性恋免罪化还不现实，但是Naz却将艾滋病和性的话题带进了公众日常公开交谈的话题中，而私下里，印度政府也资助Naz针对男性同性恋进行社会调查。
尽管如此，活动人士还是必须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工作。印度刑法第377条是当时大英帝国在 1860年通过的，就将鸡奸定为犯罪至今仍生效，这使得同性恋想在印度获得法律保护非常困难。2001年在印度北部城市勒克瑙Lucknow，警察曾以刑法377条的名义逮捕4名艾滋病组织的工作人员，理由是他们“试图进行鸡奸”。该事件是一个警示标志，同时后来也成为裁定同性恋权益的经典案例。Naz组织为了维护被捕者的权益，以“公众利益”为诉求和政府打官司，经过8年艰难的法律诉讼，今年7月2日，德里最高法院终于裁定第377条刑法违背宪法关于公平和隐私的基本原则。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尤其对那些生活在传统保守社区的人来说，很长时间因为这条法律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同性恋活动人士巴汉长久居住在美国，从国外见证了印度最近几年的悄然变化，2004年在觉得自己能以同性恋的身份公开生活后，他决定回到印度。他说：“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377条宪法已经不存在，那天我的房东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告诉我这个消息，第二天当我进办公室时，所有同事都鼓掌为我祝贺，周围还有很多信号，都是积极的、改变的信号。”
就算是在政府集权强大、宗教信仰深入人心的国家，同性恋在公开场合集会也越来越多见，公开集会是推进其权利的第一步。在巴基斯坦，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宗教法律都视同性恋为犯罪，但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秘密的同性恋集会已经很有规模，例如在卡拉奇和拉赫尔。从印度的同性恋运动吸取经验，两个巴基斯坦女性今年在拉赫尔成立了巴第一个同性恋权利组织，成员在富裕的家庭里秘密聚会。
出于很多原因，亚洲同性恋者的权益活动还需要更多适应性，不能简单地借鉴美国民权运动，尤其在民主运动渐进发展的国家，他们必须想出新的活动策略。首先直接和官方冲突是不明智的，只能联合起来进行低调的争取。“蓝钻石协会”的人权协调专家普拉迪普（PradeepKhadka）强调，该组织的活动从没有从正面挑战尼泊尔政府权威和社会准则，而是通过民主运动逐渐改变警察对于同性恋者的看法，就连运动中的语言都是特殊的，不是宣扬“同性恋自由”或者“同性恋自豪”，尼泊尔使用的是“尊重性的多样化”以及“保护性少数者”，就像保护妇女、孩子、穷人等弱势群体一样。普拉迪普说：“我们并非激进的组织，采取的方式非常柔和，”，尽管他敬仰美国和西欧同性恋运动的先驱，但是并不盲目采取他们的方式，因为 “从石墙暴动事件开始，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或许是一场温和的革命，但毕竟是一场革命，最近尼泊尔的200名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在一个酒店的会议室集会，草拟一些保障其权益的基本立法条款。潘特也在场，但徘徊在周围，因为参加的人对于现场的两个警察更感兴趣，这两名警察专门前来听取意见，与会者抱怨警方对于学生同性恋群体的支持度不够高，同时当声称性别是“第三性”时，申办护照的速度会更慢等等。尼泊尔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一些来自挪威和瑞典的组织愿意帮助这种模式在亚洲其他国家推广，今年8月18日，在加德满都将举行一次来自所有南亚国家同性恋活动人士的聚会，现在还很难说10年后亚洲同性恋者的社会地位会是怎样，但是在喜马拉雅山边曾经灰暗的山谷，正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
周围社会中同性恋者从无到有并越来越多是最近10年来亚洲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这种变化的促成原因有国际交往增加，人民的教育程度提高，全球化和城市化程度加剧以及民主制度的完善等，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全球信息的膨胀，体现在从网络到电视，所有你能想到的媒介上。同性恋在亚洲逐渐公开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西方化，以往有一种说法，认为同性恋这种“腐败的东西”是从西方传到东方的多种 “糟粕”之一，如今这种说法已经完全被抛弃。是因为在全球化引发的巨大社会变革影响力下，亚洲的传统文化信仰和社会架构中，那些经常阻碍社会宽容度的部分，例如宗教的传统保守主义、十分强调婚姻家庭和养育儿女、对于公开谈论性的文化禁忌等正在逐渐削弱。在亚洲的一些城市，已经有容忍同性恋者公开出双入对的空间，印度新德里的一位同性恋活动人士巴汉（GautamBhan）说：“对性的公开讨论应该在宪法的允许范围内，是对民主、平等和人权最基本的尊重。只不过同性恋将讨论的领域转移了。”
跟随潘特的脚步，从尼泊尔中部的穷困小山村到首都，再到国家议会，其间还绕路到白俄罗斯的一所大学和东京的俱乐部，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一个男同性恋者以及他所属的社区，最终如何赢得尊严和尊敬。在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离开尼泊尔的时候，潘特最初遇到的是周围人对他———一个同性恋者的厌恶和接受。1992年他来到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学院，希望完成在计算机工程方面的硕士学位，当时白俄罗斯作为刚刚从前苏联联盟中解体、新独立的国家，欢迎一切从发展中国家前来的留学生。但是潘特来到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经历对同性恋者敌意渐增的时期，当时在学校医务室里挂着明显的标语“小心同性恋”，在那里的5年时间里，潘特必须小心隐藏自己的秘密，他说：“我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对于当局来说会成为问题，有可能是驱逐我的理由。”
完成硕士学业后，潘特决定前往日本为一个环保组织担任义工。而在日本，原本两个星期的工作计划被延长成3个月的生活体验，在这里他融进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同性恋文化中。在日本，同性恋有很长一段历史，《源氏物语》早在11世纪就隐约提及同性恋的存在，早期人们对于同性恋也并不排斥。随着19世纪开始基督教在日本被广泛传播，对同性恋的态度开始转变，不过1880年开始，日本不再有惩罚同性恋的法律，而相同时期在英国所有的殖民地，类似的法律均存在。当然，这种默默的忍耐并不代表法律上对同性恋的人可以及公众的公开接受，但是的确给予日本男女同性恋相当的自由。长时间以来东京都有自己的“切尔西”，那是在新宿的一片商业区，主要由小商店、夜总会和书店构成，专门欢迎同性恋者。就是在那里，潘特读到了1969年在纽约格林威治村发生的石墙暴动事件（Stonewallriot），当时聚集的同性恋者公开反抗警察的骚扰，一般都以这个事件作为近代同性恋运动的起点。在东京，潘特也发现在古老的印度文化中也有崇拜同性相恋的特色。回到尼泊尔之后，他用自己在东京学到的东西努力向父母解释，作为同性恋其实是古老的印度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这样的说法让最初完全无法接受的父母慢慢软化了。他说：“我的父母当然还会有一些疑问，但是当我和他们谈起文化，宗教，这就不是遥远的话题，要知道当时同性恋还是只有从外国才会传来的话题。”
接受儿子的性取向后，妈妈最大的担心就是潘特会成为暴力的牺牲者，潘特回忆起妈妈经常为此活在恐惧中。不过在2007年尼泊尔最高法院通过同性性行为不再违法之后，类似的暴力活动明显减少了。尽管在参与政治活动时，对手经常针对潘特的性取向说出贬损的话，这令其父母非常伤心，但最初的担心和恐惧已经不再。如果不是勇敢地承认自己的“性别”，潘特一生可能都要过禁欲的生活，不过有一点不顺心的是，他长时间的同性伴侣不久前搬到了泰国曼谷，他只能回家和爸爸妈妈居住，照顾侄子侄女，经常回访出生并长大的村庄。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在尼泊尔，争取同性恋者权益的斗争和争取艾滋病患者权益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初在西方世界，这种致命的传染病被贴上“同性恋疾病”的标签，艾滋病的牺牲者除了病痛之外，还要忍受明目张胆，甚至是暴力的“惩罚”。在东方 “惩罚”的方式是冷暴力，也就是拒绝认同。很长时间以来，很多国家的官方健康机构表示，如果没有同性恋存在，艾滋病也就不会流行，因此采取一种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艾滋病对公众健康形成重大威胁的事态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政府还是一味漠视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糕。越来越多的艾滋病研究和防治机构此时成立，相应地，政府机构对于同性恋者的关注也开始增加。潘特主导成立的“蓝钻石协会”一开始从事的就是艾滋病的防治宣传并不是偶然，因为当时全球各国政府和组织对艾滋病防治都提高警惕，在这个领域获得资助是相对容易的。
来自协会的支持使潘特有一个平台能组织当地的同性恋社区，这是其他国家最初同性恋运动展开时的必经阶段。安杰莉（AnjaliGopalan）是来自印度新德里的一个社会活动家，当艾滋病的防治话题首先在印度出现时，她就一直是主要的参与者。安杰莉接受的专业教育是政治学和国家发展学，1985年她移居到纽约，当时艾滋病疫情在美国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她最初的工作是将疾病防治信息传达给边缘人群、移民和穷人。这种经验对她来说是一种“个人觉醒”，“它让我对自己的文化有更深刻了解”，安杰莉在新德里一间办公室里说：“了解了歧视、了解了平等，了解了如何尊重差异。”1994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她回到印度并成为了Naz基金印度信托机构，这是当地最早的艾滋病组织。当时印度的经济还没有进入迅猛发展期，因此将同性恋免罪化还不现实，但是Naz却将艾滋病和性的话题带进了公众日常公开交谈的话题中，而私下里，印度政府也资助Naz针对男性同性恋进行社会调查。
尽管如此，活动人士还是必须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工作。印度刑法第377条是当时大英帝国在 1860年通过的，就将鸡奸定为犯罪至今仍生效，这使得同性恋想在印度获得法律保护非常困难。2001年在印度北部城市勒克瑙Lucknow，警察曾以刑法377条的名义逮捕4名艾滋病组织的工作人员，理由是他们“试图进行鸡奸”。该事件是一个警示标志，同时后来也成为裁定同性恋权益的经典案例。Naz组织为了维护被捕者的权益，以“公众利益”为诉求和政府打官司，经过8年艰难的法律诉讼，今年7月2日，德里最高法院终于裁定第377条刑法违背宪法关于公平和隐私的基本原则。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尤其对那些生活在传统保守社区的人来说，很长时间因为这条法律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同性恋活动人士巴汉长久居住在美国，从国外见证了印度最近几年的悄然变化，2004年在觉得自己能以同性恋的身份公开生活后，他决定回到印度。他说：“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377条宪法已经不存在，那天我的房东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告诉我这个消息，第二天当我进办公室时，所有同事都鼓掌为我祝贺，周围还有很多信号，都是积极的、改变的信号。”
就算是在政府集权强大、宗教信仰深入人心的国家，同性恋在公开场合集会也越来越多见，公开集会是推进其权利的第一步。在巴基斯坦，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宗教法律都视同性恋为犯罪，但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秘密的同性恋集会已经很有规模，例如在卡拉奇和拉赫尔。从印度的同性恋运动吸取经验，两个巴基斯坦女性今年在拉赫尔成立了巴第一个同性恋权利组织，成员在富裕的家庭里秘密聚会。
出于很多原因，亚洲同性恋者的权益活动还需要更多适应性，不能简单地借鉴美国民权运动，尤其在民主运动渐进发展的国家，他们必须想出新的活动策略。首先直接和官方冲突是不明智的，只能联合起来进行低调的争取。“蓝钻石协会”的人权协调专家普拉迪普（PradeepKhadka）强调，该组织的活动从没有从正面挑战尼泊尔政府权威和社会准则，而是通过民主运动逐渐改变警察对于同性恋者的看法，就连运动中的语言都是特殊的，不是宣扬“同性恋自由”或者“同性恋自豪”，尼泊尔使用的是“尊重性的多样化”以及“保护性少数者”，就像保护妇女、孩子、穷人等弱势群体一样。普拉迪普说：“我们并非激进的组织，采取的方式非常柔和，”，尽管他敬仰美国和西欧同性恋运动的先驱，但是并不盲目采取他们的方式，因为 “从石墙暴动事件开始，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或许是一场温和的革命，但毕竟是一场革命，最近尼泊尔的200名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在一个酒店的会议室集会，草拟一些保障其权益的基本立法条款。潘特也在场，但徘徊在周围，因为参加的人对于现场的两个警察更感兴趣，这两名警察专门前来听取意见，与会者抱怨警方对于学生同性恋群体的支持度不够高，同时当声称性别是“第三性”时，申办护照的速度会更慢等等。尼泊尔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一些来自挪威和瑞典的组织愿意帮助这种模式在亚洲其他国家推广，今年8月18日，在加德满都将举行一次来自所有南亚国家同性恋活动人士的聚会，现在还很难说10年后亚洲同性恋者的社会地位会是怎样，但是在喜马拉雅山边曾经灰暗的山谷，正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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