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杂志创始人:毕生致力要把中国变成美国(图)

　　在美国，没人怀疑卢斯（Henry R. Luce）是少数真正关心中国的人之一，而他的心中美国始终是最好的，在至少有30年的生命里，他都试图把中国变成美国，这也许是其一生中最不该的想法。

　　20世纪初的二十几年里，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中国“ 还只是抽象的概念，只是一个地域广大，贫穷落后，无关紧要的陌生国度罢了”。即便还有些广闻博识的美国人，在他们掌握的由来已久的中国信息中，也多是些漫画式的怪诞想象，如“男人留着辫子”，“马甲穿在衣服外面”，“局促不安时挠脚不挠头”等等；再者就是卑劣危险的形象，从之前流行的“黄祸”恐慌到尚在执行的《排华法案》，都说明了当时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何等恶劣。

　　然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不乏对中国充满好感的另类。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里，就有一位念念不忘中国的美国学生，他在一首诗中写到:

　　“啊！给我一乘山东轩子，让我来尝试一下骡夫的生活。

　　啊！给我一副担子，走向那绵延起伏的山路，去追寻当年的开拓者。

　　告别了，上海江边停泊的轮船，还有那古老的篷帆。

　　当风雹骤紧十月之后，我们将重新见面。……”

　　年轻人对中国的偏爱在此表露无遗，以至于诗中竟有些乡愁的味道。而十几年后，他更是凭借着一个强大的出版帝国，把这种好感散播到了整个美国。这个美国学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时代》创始人——亨利.卢斯。

　　卢斯的中国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此时，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上至国会议员，下到美国公众对于这场战争依旧奉行着“孤立主义”的态度。赫斯特报系的一条新闻标题很典型地代表了美国公众舆论当时的情绪:“我们表示同情，但这不是我们所关注的事情。”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则说:“国会对这场大战的根源进行的调查研究，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中立法案，高喊反战的公民所掀起的运动等等，都显示出美国人多么不愿主动地卷入世界事务。”(《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然而对于这种氛围，亨利.卢斯却大为不满。卢沟桥事变后，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依旧停留在口头谴责的层面上，甚至，“暗地里”仍然“履行合同”，继续向日本提供援助和贷款，为此，卢斯曾不断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甚至在《时代》上撰写社论，认为美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停止对日本的资金援助，转而将援助“赠送”给中国人。

　　不仅如此，当时因战乱有大量中国学生申请赴美学习，卢斯还积极为留学生购买寓所，并成立美中协会，作为中国政府在美事务的代理机构，卢斯亲自兼任董事。此后，卢斯还为救济中国联合会的组建，积极出资出力，为支持这一组织倡议的对华捐款，他曾亲笔写信给全美《时代》周刊的订户，募集资金24万美元，成为援华个人捐款的最早典型。

　　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中国是美国之外卢斯最爱的国家，当然，卢斯之所以对中国如此友好，与他的身世密切相关。亨利.卢斯的父亲路思义，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当年，路思义从耶鲁大学毕业时，放弃了回乡做律师的打算，转而决定将一生献给传教事业。1897年，与老一代在华传教士一样，路思义胸怀着福音传遍全球和拯救亿兆东方人灵魂的雄伟目标，来到山东登州。次年春天，他的第一个儿子卢斯，便诞生在了这块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此后，路思义长期地在中国生活、传教、办学。这种生活也深深影响着渐渐长大的儿子，据说，卢斯五岁的时候，便可以向邻居的小伙伴即兴地发表自己的布道。14岁时，卢斯才返回美国，尽管此后，他并没有继承父亲传教布道的衣钵，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卢斯却成功地把宗教传统和中国纳入了他后来的出版事业中，在对世道人心的宗教关怀及对中国的喜好等方面，他与父亲则是那么的相似。正如他来后的部下、《时代》杂志驻莫斯科记者约翰.赫西所说:“卢斯注定不会成为他父亲那样的灵魂拯救者，但他成为了他父亲那样的筹款能手，而且目标都是中国。”童年的中国经历对于卢斯的影响实在太大，与他相熟的一位朋友曾说:“只要跟卢斯长久相处，就无法不感到他对中国亲人一般的关心。”

　　因此，在美国的“孤立主义”的氛围依然浓重的时候，亨利.卢斯就率先以时代公司旗下的各大媒体为阵地，开始了对中国战争局势的连篇累牍地报道。

　　中美相似

　　然而，最初的时候，尽管卢斯有着影响非凡的舆论工具，某些援华的慈善机构也加倍努力地工作运转，但并不足以打造出一个让全美国公众感受强烈的理想的中国印象。卢斯意识到，要吸引美国人注意中国，必须向美国人出售一个全新的正面的中国概念。

　　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卢斯为中国不断地摇旗呐喊的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尽管国民政府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活动，以求得美国等主要国家的援助，并争取这些国家对日本施加压力，甚至实施制裁，然而最初效果并不明显。对此，卢斯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积弱的国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出于从属与被支配的地位，因此，中国在美国人民中的形象并不十分乐观，而“形象”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又起着微妙的作用。

　　这样，如何在美国公众舆论中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就成了能否争取到美国援华抗日的关键。卢斯认为，这一形象若要引起美国人的注意，必须要从中国那里寻找到美国人熟悉的理想和价值。于是，他开始精心设计出一种所谓“中美相似”的观念。

　　比如，中国与美国在地理、历史上的简单类比，是卢斯的杂志在较长时期内比较热衷的一种表达方式。例如:1938年6月13日的《时代》杂志中就曾有文章这样介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人在攻克了中国的波士顿(北京)、纽约(上海)、和华盛顿(南京)后，正在向中国的芝加哥(武汉)进发。”与此相仿，广东又常常被比照为潮湿、闷热的新奥尔良，外蒙古则被认为相当于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领土。又如，1941年4月的《财富》杂志中说:“当你看到国民党，你会想到民主党，当你看到重庆的工厂企业，你会想到匹兹堡。”这样牵强的联系虽不免有些滑稽，但卢斯最终却使得即使是农夫或家庭主妇也能设身处地地关心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政府的种种举措也与卢斯的舆论攻势“不谋而合”。深晓对美宣传利害的蒋介石，多番对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作出指示，并密电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积极联络在华美国记者，以扩大对美宣传，抵制日本对英、美舆论的收买。

　　另外，自30年代以来，蒋介石不仅与当时美国最大的媒体帝国老板——卢斯保持着良好的“私谊”，而且，为了显示出对美国的亲媚，蒋的国民党政府也处处表现着强烈的美国色彩。在中国采访多年的《时代》记者白修德说:“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像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那样彻底地被‘ 美化分子’所渗透。……就整体而言，并不能说这个政府中的男男女女们是被美国人所招募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美国理念和方式的追随者。”这个政府中，上至总统夫人，下到各部的官员随处可见美国名校的毕业生，白修德打趣说:“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还更吃香。我后来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而在美国，经过卢斯对中国坚持不懈地正面报道，一个抵御外侮、蒙受苦难而坚强不屈的“时代中国”形象，也渐渐浮出水面。

　　“时代中国”

　　在当日的新闻报道中，中国俨然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崛起的英雄”，到处是士气高涨、英勇抗敌的官兵及守卫故土、抵御外辱的勇敢的人民，卢斯说:“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

　　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一个肩负着复兴中国大任的基督教国王——蒋介石”。作为一国的首脑，蒋介石自然被看做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期间，时代公司的主要媒体对蒋介石形象的塑造，也都符合了美国人的各种价值期望。

　　蒋介石的发迹史被报道成一个很适合美国公众口味儿的“灰姑娘”的故事。在《时代》记者的笔下，蒋介石是一位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的统治者，他与孙中山结识后，便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孙中山，为中国实现民主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他面对压力从不屈服，一直和“一群企图分裂中国的将军、元帅、同僚及自由的冒险者”进行着斗争，最终“使他成为一个一流的斗士，并使他手下的人都对他心悦诚服”，这样的个人奋斗史显然更能引起美国公众的兴趣。

　　蒋介石“虔诚的基督徒”身份，也是被卢斯大书特书的内容。比如，《生活》杂志对蒋介石1931年受洗礼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并分析认为，“像蒋介石这样有着坚强意志的人是不会轻易皈依一个信条的”，蒋介石接受一个宗教也不是为了出名，那么他完全是被基督教思想所感化的。

　　1936年《时代》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则展现了蒋介石圣徒一般的感人行迹:文中说到抽大烟的邪恶之徒张学良与匪首杨虎城绑架了为这个民族带来民主与基督精神的国家领袖，而即便是在被囚禁的艰苦日子里，蒋介石仍然每日诵读《圣经》激励自己，“他感觉自己就像耶稣在旷野中的那四十个日夜，将按照上帝的旨意领导中国走出苦难”。在时代公司的报道中，蒋每日的生活细节也都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息。例如，蒋会在每天早上的5点30分准时起床读圣经，他平日总是努力想把民主思想同基督教道德结合在一起，来作引导他的军队。另外，蒋在一些传教士的帮助下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也是颇能感染美国公众的重大事件，美国人甚至将其视作一场体现着新教精神的基督教化运动。

　　卢斯的影响

　　当中国正值抗日期间，也是卢斯的事业获得空前成功的时候，其影响力和财富也达到了巅峰。“《时代》已有15年的历史，仍然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是唯一全国性的新闻来源。”卢斯控制的《生活》杂志虽然刚创刊不久，但“已经在美国新闻史上造成空前的成功”，它因其大量的图片和注重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描述而成为美国当时“最令人兴奋”的杂志。

　　正如人们所评论的那样:“说他们是舆论的喉舌也很确切”，“既影响了人们思考写什么，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卢斯所创造的中国神话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美国，“广泛地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同情与敬慕”。

　　据1937年底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最关心的事件排行中，中日战争仅次于俄亥俄州百年不遇的水灾，位于第二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同情也从 1937年的43%上升到1938年的74%。1942年，一位《生活》画报的读者在看过杂志上反映重庆遭日军轰炸的照片后，难以抑制心中的情绪，来信说:“我非常赞赏你们所采取的对中日双方同时进行报道的政策，因为这帮助美国大众了解真相，并进而支持我国政府采取停止向日本出口战争原材料的政策。”当然，卢斯的影响远不止仅仅是在普通民众之中，曾短暂访问华盛顿的丘吉尔在感受到当时美国上下的氛围后，曾说:“我已经发现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我意识到有一种评价标准，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把中国军队看作是一种可以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的因素。”丘吉尔对罗斯福表示，美国舆论对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估价太高了。总统却“大不以为然”，他满怀信心地说，中国有五亿人民，如果这样众多的人口像日本在前一世纪里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取得现代化武器，那时会怎样呢.

　　卢斯的努力让美国彻底把“孤立主义”抛在了脑后，公众舆论的高涨，使得美国政府在采取对华援助的时候也有了充分的“公意”支持。在此情况下，美国先是对日本石油禁运，进而在珍珠港事变之后，宣布对日作战。同时，在不断的新闻舆论压力下，也逐渐加大对华物质和军事援助。在美国工商界，卢斯的宣传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随着商界巨头小洛克菲勒、摩根财团的摩根、国际通用机器公司总裁沃森等一个个成为亲蒋分子，美国商人随之而来的对华投资和贸易也迅速扩大，中美在40年代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

　　美国世纪

　　然而与此同时，卢斯在塑造中国形象的时候掺入了太多理想主义的成分，比如越到后来，他一厢情愿地欲以美国方式改造中国的想法就暴露地越明显。卢斯生活的时代正是美国实力迅速上升，向海外扩张愿望急剧增强的时期，国势的强盛使得卢斯在美国制度和文化优越性上坚信不疑，因而面对一个贫穷、落后而又战乱频仍的中国时，卢斯深信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战士领导中国走美国式的道路是中国由弱变强的不二法门。因此他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青睐有加，更寄望蒋的国民党政府能按照美国模式来改造中国。

　　美国总统柯立芝曾说:“美国人是理想主义者，美国是由理想主义组成的民族”，卢斯晚年回忆时说，童年期间，他由山东回国探亲，亲自感受到美国的富裕之后，就开始“形成了关于美国的太浪漫、太理想的观点”。长大之后，他理想化的美国观则更加狂热，在大学毕业的演说词中，卢斯就要求美国担负起世界领袖和国际警察的责任。而1941年，他所发表的《美国世纪》一文更是将其观念公诸于世。他说:“(美国应当)全心全意地担负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生命力国家的责任，……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面影响。” 

　　他说，如今美国已成为世界的知识、科学和艺术之都，除此之外，美国“还继承了西方文明有史以来所有伟大的原则”，如主持正义、热爱真理、乐善好施等；而这个时代，美国应当“将这些理想传遍全球，投身于使人类摆脱贫困”的“近乎天使的神圣工作”。

　　正因此，卢斯认为美国人不应该“独善其身”，而要以基督教救世济人的精神去援助其他国家发展；正因此，卢斯认为美国政治、道德和经济的强大力量会帮助正在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以一臂之力，而他也坚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按照美国的模式发展。也正是这种理想主义作祟，卢斯对中国的报道渐渐脱离了它实际的土地，当年《新民晚报》曾这样评论:“卢斯既没有与普通百姓交往，亦与大众日常生活无关，如果他凭借他的观察讨论中国问题，则仅仅有助于为中美关系增加一些误解。”

　　失去中国

　　1942到1943年间，宋美龄访美，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在此达到了高潮。宋美龄在国会的讲演，赢得了空前的掌声，讲演又通过广播与杂志报纸传遍全国，赢得了美国大众的欢迎。她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的讲演，每场听众都多达数万人。《生活》曾这样描述当日的情形:“他们从未听过如此精彩的讲话”，参议院们被她地道的英语和宁静持重的神情惊呆了，“夫人个人和思想的潜在魅力早已注定了她此行的巨大成功”。受到宋美龄访美空前效应的影响，1943年12月，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困扰中美关系60年的《排华法案》也被废除。

　　然而，就在宋美龄在美国享受空前荣耀的同时，《时代》驻中国的记者白修德却发回了触目惊心的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此后，关于国民党政府官员腐败、政治专制、军事无能的消息经在华军政人士的报告和新闻记者的报道后，日益引起了美国国内的目光。

　　渐渐看清真相的《时代》驻华记者白修德，坚持新闻真实性的报道原则，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全然批判的口吻，这样他与卢斯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尽管二人有过很好的合作及很深的私人感情，尽管卢斯曾对白修德所提供的真实情况备感欣喜，但白修德的想法与卢斯所遵循的美国政策越来越远。因为，在卢斯看来，只有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才能建设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才能发扬基督教的精神，这样才符合“美国世纪”的理想。

　　卢斯继续“保护”着蒋介石，而白修德曾想方设法避开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真实的报道发回美国，但这些报道又免不了被卢斯派人修改，许多报道被改得面目全非，最后出来的也是“一个充斥谎言、完全虚假的报道”。1945年日本投降时，《时代》周刊准备以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予以大力宣传，白修德致电卢斯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

　　到1944年11月，白修德稿子已经在《时代》周刊发不出来，但卢斯所塑造“时代中国”形象却依然发挥著作用，这反映在对华政策上则表现为，抗战胜利后美国终于采取了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杰斯普森在《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一书中指出:卢斯等人通过媒体误导虚构的中国形象，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失误以及最后“丢失中国”的结局。也许，它的影响还要深远。新中国成立后，卢斯依旧扶蒋###的宣传，在共产主义的威胁增强的情况下，公众的紧张情绪上升，因而又使得国内一大批有才华的亚洲问题专家及外交官受到迫害、打击，亚洲问题无人敢问津。正如斯万伯格所说:“如果没有卢斯，没有卢斯新闻帝国，就没有院外援华集团，没有麦卡锡议员，没有‘失掉中国’造成的全国性歇斯底里，也没有越演越烈的必须停止亚洲共产主义在美国泛滥的恐惧……”

　　晚年时，卢斯曾问手下的一位编辑“多大了.”对方回答:“29岁。”“我多想回到你的那个年纪啊”，卢斯感慨万端:“我是在中国一个叫做登州的小城长大的，现在，那个地方已经被共产党接管了，我殷切希望有一天回到那个地方，看到它变成自由之乡。”

　　在美国，没人怀疑卢斯是少数真正关心中国的人之一，而他的心中美国始终是最好的，在至少有30年的生命里，他都试图把中国变成美国，这也许是其一生中最不该的想法。（《误读中国1000年》 作者: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刘永峰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