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留学中国:美财长盖特纳28年前的北大生活(图)

　　盖特纳28 年前的北大生活  

　　6 月1 日，首次以美国财政部部长身份访华的盖特纳，造访了阔别28 年的北京大学。1981 年，刚满20 岁的盖特纳曾在北大学习中文八周。见到昔日的老师，盖特纳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看上去很害羞也很惊喜，一点不像一个政客。”一位在现场的北大学生这样描述。曾和盖特纳在北京一起学习的卢德森告诉《外滩画报》：“他是个活泼开朗的人，喜欢说笑话，并且天生具有与人自然熟的本事。”28 年前，他帮中国朋友在友谊商店代购紧俏物资。在盖特纳父亲眼里，儿子和奥巴马有相似之处，都擅长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寻找共同点。

　　6 月1日，国际儿童节。  

　　对于来华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来说，这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他回到了阔别28 年的北京大学。 

　　盖特纳  

　6 月1 日，阔别北京大学28 年后，美国财长再次回到北大，在当年的中文老师陪同下游览校园 

　　1981 年夏天，刚满20 岁的盖特纳作为中美建交后的第二批交流学生之一，在北京大学进行过为期8 周的中文学习，那也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  

　　如今，他的身份早已不是学生，但这位美国新任财长却像个北大新生一样紧张。当天约好上午10 点抵达北大，盖特纳一行却早早就出发了，他害怕堵车。“能不能准时到？”坐在车上，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确认了几次，才放下心来。  

　　和他一样紧张的还有北大老师傅民和郜文元。这两位头发已经花白的退休老教师，当年曾教盖特纳学习中文。傅民和郜文元站在北大未名湖畔“致福轩”门口，迎接昔日学生的到来。  

　　傅民没有想到，当年的学生中，居然出了美国财长这样的“大人物”。郜文元夸奖这个学生当年“学习很努力，人很淘气，也很活泼、很聪明”。在得知盖特纳已经多年没有讲中文后，郜文元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特别希望他能把中文再捡起来。如果他学习上遇到困难，我可以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他，随时帮助他。”  

　　早上9 点半刚过，盖特纳一行抵达北京大学，比预计时间早了20 多分钟。当他在“致福轩”门口见到两位老人，先是一愣，随后立刻认出他们正是当年教过自己的北大老师。“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看上去很害羞也很惊喜，一点都不像一个政客。”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的学生记者吕端站在一旁，看着盖特纳像孩子一样和老师握手。  

　　为了向老师证明当年学过的中文没有丢，盖特纳说了几句简单的中文，然后就有些不好意思，“太多年没有说了，我把汉语都还给了老师。”  

　　“你的发音还是很好。”傅民看着这位学生说道。  

　　此前，得知要见这位特殊的学生，傅民在家翻箱倒柜，找到两张当年与盖特纳的合影照片。1981 年8 月8 日，在结束了8 周北大课堂学习的盖特纳准备前往北戴河进行结业旅游，他挎着黑色旅行袋，与老师在熙熙攘攘的北京火车站门口拍了张合影。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结束之后，傅民老师走上台，将28 年前的合影作为礼物送给盖特纳。  

　　“还记得吗？” 傅民问。照片中，仍是青涩小伙的盖特纳像每个喜爱中国文化的老外一样，穿着印有“北戴河”字样的白色汗衫。老照片似乎一刹那唤起了他对那段中国经历的回忆，讲台上盖特纳陷入了沉思，半天没有回答，结果现场爆发出一片笑声。在全场150 多名学生面前，盖特纳的脸又一下子变得通红。  

　　“今天早晨之后，有一点是明显的，这位新上任的美国财政部长将比他的前任花费更多时间出访亚洲。因为对他来说，这里并不仅仅是当今世界的中心，也是他青年时代塑造世界观的地方。”当天稍晚时候，《时代》杂志驻北京记者做出了这样的点评。  

　　北京往事  

　　“我到学院注册科目，正好碰到了一个在泰国时认识的朋友。我当时对于自己到底要选修什么毫无主意，于是听了他的建议选修中文。”接受学生记者吕端访问时，盖特纳透露了自己当年选择学习中文的原因。  

　　从这个时刻起，这位未来的美国财政部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9 年中美建交后，两国签订了短期汉语学习协议。该项目从1980 年开展至今，由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CIEE)负责从全美高校选拔学生来华学习汉语。作为这一项目的受益者，1981 年，盖特纳同其他30 位美国学生来华学习。  

　　这其中，盖特纳和他的师兄、同样来自达特茅斯大学的贾斯汀。卢德森(Justin Rudelson)交情很深。卢德森博士目前在该大学亚洲研究学院教中文，两人至今保持着兄弟般的情谊。  

　　卢德森告诉《外滩画报》，刚开始，他以为小师弟盖特纳是一个“害羞”的家伙。不过，随着交往的深入，卢德森很快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喜欢说笑话，并且天生具有与人自然熟的本事。”  

　　到了北京，这种“自然熟”的本事更是发挥到极致。虽然当时盖特纳的中文讲得并不好，很多时候，他都需要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学习中文的卢德森担任翻译。但他总能比同学们认识更多的人，从各国的留学生到大学附近小餐馆的中国服务员，似乎都是他的点头之交。  

　　对于朋友，盖特纳向来很仗义。在那个物质缺乏的时代，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诸如电视机、洗衣机这样的东西都属于有钱也难买的稀缺物资。当年，凭借着自己的“外国人”身份，盖特纳与卢德森得以频繁出入友谊商店，给中国朋友们代购了不少电视机和洗衣机。“现在想想，当年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合法我们根本不知道。”  

　　物质的匮乏同样影响到了留学生的生活。让盖特纳和卢德森他们俩受不了的是，当时北京大学澡堂每周只供应一次热水。于是，每周洗澡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过节一样。  

　　1981 年的北京交通远不如现在这么发达，留学生们开始对北京街头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大军”感兴趣。很快，骑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上溜达成了盖特纳与卢德森的一大乐趣，“从住的地方骑车到天安门广场是我们最经典的路线，几乎每隔两天都要这么来回逛一次。”回忆起往事，卢德森现在觉得很奇怪，“这样一个来回需要两个小时，但我们当时从来不觉得辛苦，反而是乐此不疲。当时怎么会觉得天安门广场的景色这么美呢？”  

　　卢德森向记者坦陈，他们那一代留学生到中国来多多少少都带着一种近乎幼稚的优越感，“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哪怕我们站在大街上与一个大爷随便聊一下，就是对别人的帮助。因为中国人会想，能与美国人说话是件多好的事情啊。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在学雷锋。”  

　　北京的日子虽然很艰辛，但也很刺激。有一次，盖特纳去学校食堂打饭，正拿着一堆花花绿绿的塑料饭票犯难，只听到身后一个声音传来，“同志，你快一点，大家都在排队呐。”他回过头一看，是一个戴着徽章的青年学生。盖特纳突然对他的徽章大感兴趣，徽章上不是毛主席，那是谁？“这是我们伟大的领袖金日成。” 见盖特纳这个西方人盯着徽章目不转睛，那个学生挺起胸膛大声告诉他。  

　　原来，那是一名朝鲜学生！意识到这点，盖特纳突然瞪大了眼睛，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传说中的朝鲜人”面对面。  

　　“ 我相信这样的经历有助于我们人生观、世界观的建立。比如说蒂姆(盖特纳的昵称)，我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家伙，对世界不同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包容心。”卢德森告诉记者。  

　　“我建议你们年轻人都应该多出去走走看看。”在北大，盖特纳这样告诫“学妹”吕端，“年轻人必须增长见识，有国际性的眼光。”  

　　盖特纳也这样教育两个孩子，他的大女儿已在两个国家生活过，刚读高中的小儿子如今也对海外生活充满向往。  

　　中国通  

　　由于日程紧迫，盖特纳此行鲜少接受媒体采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专访时，他特意反复强调自己与中国的渊源。“1981 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记得有一次我走在北京的一个市场里，有一个中国人对我说，‘你是美国人吗？’我说‘是’。他说‘我非常高兴，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开放、友好、直率、自信。’至今，我仍然记得那一幕。这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现年48 岁的盖特纳素有“中国通”之称。他从小跟随在福特基金会任职的父亲在亚洲和非洲生活，并从泰国首都曼谷一所高中毕业。受父亲的影响，他在大学时代曾经选修中文以及日文，并两次到中国进修。这次中国之行，在媒体面前，他却羞于表现自己的中文才能，“因为讲得不好”。他承认自己在大学时代并不是那种非常勤奋的学生，“我只是合理地学习，但并不是很努力。”  

　　《时代》杂志认为，利用深厚的亚洲背景，盖特纳在中国大打友情牌，“告诉中国老百姓，我们是老朋友了，这无疑会赢得更多的信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目前如此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如果他能宣布一些更具说服力以及细节性的消息则更能打动人心。”  

　　媒体评论说，作为美国财政部长，他此行肩负着增强中国对美国经济以及美元资产信心的重大责任。“盖特纳此番访华，小心地将中国定义为平等的合作伙伴，中国再也不是让美国说教的对象了。”《华盛顿邮报》6 月2 日的评论称这种改变“意味深长”。  

　　实干家  

　　“这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实干家！”北京大学学生记者吕端暗自揣测。盖特纳在北大逗留了半天，期间，吕端得以近距离接触这个学长。“盖特纳走路和说话都很快，我觉得他很坦诚，我问了他童年的事情，他并不回避，谈得很开心。他一直在微笑，没有什么架子，我觉得他像是那种做事的官员。”  

　　如果盖特纳亲自听到这个评价，他一定非常高兴。“成为实干家”是盖特纳在大学时代的志愿。“在大学的时候，蒂姆常常跟我说，我才不要当学究，我要当一个实干家，真真正正地做一点事情。”卢德森回忆说。  

　　盖特纳是美国历史上少见的没有博士学位的财政部长。虽然与前任财长保尔森是校友，都毕业于达特茅斯大学，但他大学时修读的是国际关系而非金融或经济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获得国际经济与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  

　　与大部分美联储和财政部高官不同，非科班出身的盖特纳也没有在华尔街工作的经历。1985 年，他进入基辛格事务所；此后三年，他一直跟随基辛格昔日的助手、两度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成长为一名亚洲事务专家。  

　　盖特纳正式接触经济事务是在1988 年，当时他担任美国驻日本使馆的随行官员，见证了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之后，他加入时任财长罗伯特。鲁宾掌管的财政部，并在财政部经历了三届政府和五任财长，直至2003 年担任纽约联储银行行长。  

　　在同事和朋友眼中，他也是一名务实主义者。  

　　他此前的同事、美联储一名高级官员曾表示，盖特纳往往能“凭直觉”找到渡过困境的办法。他认为，这是因为盖特纳长期在财政部任职，知道政治和权力如何运作。  

　　他的朋友、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埃里安则认为，虽然盖特纳不是像劳伦斯。萨默斯、本。伯克南那样的专业经济学家，但他总能找到问题所在。“他看问题的敏锐性令人难以置信，他经常提出尖锐的问题，”埃里安说，“他能迅速找到问题关键，抓住问题根源。”  

　　这个观点与向来有“毒舌”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不谋而合。他曾告诉本报记者，盖特纳是美国财长的不二人选，“他是那种为数不多在危机来临前就嗅到危险气息的人之一。”  

　　为危机而生  

　　盖特纳出任美国财长后，作为他二十多年来的挚友，卢德森也不可避免地频频被记者骚扰。“我开始因为他而出名了。”卢德森幽默地说。  

　　如今，两人见面的机会更少了。不过在卢德森的心目中，这个昔日跟他在长安街上到处溜达、给中国朋友代购冰箱的兄弟依然没变，“对于朋友，他向来是一个充满哥们义气的人，”卢德森说。“我有了什么困难，需要帮忙，就给他写一个很长的邮件。他每次的回复都很简短，但托他办的事总是能办得很好。”  

　　现在，卢德森最关心这位好友的健康，“我们每次见面的时间都很短，我就抓紧时间问他，你现在吃得好吗？睡得好吗？”  

　　“贾斯汀(卢德森)，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我们就是为此而生的，为这场金融危机而生的。”有一次，盖特纳这样回答。  

　　翻阅一下盖特纳的简历，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这位美国新任财长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经验非常丰富。  

　　出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之前，盖特纳曾在美国财政部供职14 年，先后经历了多次国际金融危机。从1995年墨西哥的比索危机，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到2002 年巴西金融危机，盖特纳都参与制定救援计划。  

　　尤值一提的是，1997 年底他力排众议说服白宫必须救援韩国。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1997年感恩节前夕，时任美国财政部中层官员的盖特纳带着各种统计数据，敲开了时任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的办公室大门。他格外严肃，语气坚定地告诉自己的上司：韩国已处于破产边缘，美国绝不可袖手旁观。盖特纳向他的上司力陈了美国必须出手的理由，并列出他认为美国最应采取的6 项措施。据萨默斯回忆，事后美国政府采纳的最终方案跟盖特纳提出的6 项建议相差无几。  

　　在此后出任美联储纽约分行行长期间，他的同事们都领教过他的说服能力，“他十分聪明，只要打定主意，就一定会想办法说服别人。”  

　　事实上，在盖特纳年轻的时候，他的这种“意志坚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个性就开始显露。  

　　据卢德森回忆，当时，在北大的学习快要结束时，盖特纳想举办一个派对，邀请当时教过他们的老师来参加。“我们大家喝酒，吃cheese，”他大声宣布自己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很快就被一起来学习的一位密歇根大学学生否决了，在当时的中国要举行这样的派对难度很大。但盖特纳非常坚持，还与卢德森跑到北京外办去争取。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盖特纳的派对愿望终于实现，他邀请老师和同学们在北大附近一家“峨眉酒家”举行了派对。  

　　在卢德森看来，遇到困难盖特纳总是充满斗志。盖特纳最崇拜的人是路易。艾黎(Rewi Alley)。上世纪40 年代，这个新西兰人在中国的甘肃创办培黎工艺学校，专门吸收劳动人民子弟。他在资源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同当地人民一起生活了9年。80 年代初来到北京求学的盖特纳，听到艾黎的故事非常感动。此后，在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他总喜欢用艾黎的名言“有办法”来鼓励自己与周围的朋友们。  

　　时至今日，这一句“有办法”已经成了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财政部长的座右铭。  

　　6月1日，结束了北大的活动。临走时，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的罗玲送给盖特纳一枚北大的校徽作为纪念。盖特纳接了过来，很开心地看了看，然后郑重地把校徽别在了胸前。看到此情此景，周围的人都笑了。  

　

　专访盖特纳父亲皮特-盖特纳--“他与奥巴马有很多共同之处”  

　　只要你听过皮特。盖特纳说话，你就会明白他儿子蒂莫西。盖特纳( 昵称“蒂姆”)那种不张扬的风格从何而来。  

　　在接受《外滩画报》电话采访时，这位扮演了数十年给予者角色的福特基金会原亚洲项目主任语调轻柔，从不把话说满，也没有刻意为当美国财长的儿子吹捧或回护，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低调、谦和的人。  

　　蒂姆是皮特的长子，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孪生弟弟。皮特目前住在马萨诸塞州东南部科德角奥尔良镇的家，这里正是24 年前蒂姆和妻子卡萝尔举行婚礼的地点。  

　　除了低调的风格之外，盖特纳父子还有一些相同之处：中间名都是弗朗兹(来自皮特母亲家族)；都分别在名校达特茅斯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我们的经历确实是有一些重合的地方；蒂姆不是那种叛逆型的孩子。”皮特告诉记者。  

　　B=《外滩画报》G= 皮特。盖特纳(Peter Geithner)  

　　他的梦想是保持与世界的联系  

　　B：你和蒂姆是否经常联系？过圣诞、感恩节他会不会来看你们？  

　　G：我们一般两三天通一次电话，交流各自的近况。下次他估计会多讲他的中国之行。他现在仍住在纽约郊外的拉奇蒙特镇，平时连和妻儿相处时间都不很多。不过我希望他今年夏天能过来度假至少一个星期。遇到重大节日，我和妻子要么在这里过，要么去子女那儿。排行老二的女儿在泰国生活，两个孪生儿子一个在冲绳，另一个也在拉奇蒙特。所以大家要聚在一起比较难。  

　　B：你们之间关系亲密吗？  

　　G：由于长年在海外生活，而且孩子们互相之间只差两岁，所以我们一家人的关系还算比较紧密。我们和在国外的子女至少一周通一次电话，平时还有电子邮件联系。  

　　B：蒂姆与弟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G：他们四人中有三个在从事公职，只有一个念商学院，现在在纽约的时代华纳公司工作。我女儿萨拉和女婿一直在世界银行工作，长期驻扎冈比亚、牙买加、泰国等地；双胞胎之一在冲绳一家国防部下属的智库工作。所以他们从事的职业不一样。在个性上他们显然并非一个样，但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都属比较理智、负责任的类型，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觉得他们之间共性更多。  

　　B：他的童年梦想是什么？  

　　G：坦率地说，我不确定对此他会怎么说。我不记得我们曾就此讨论过。但他在不久前表示过，在国外长大使得他产生了两种兴趣：国际事务和公共服务。  

　　B：这么说他想当外交官？  

　　G：其实这并不等于就是要进外交界，重点是能经常保持与世界的联系。我在福特基金会任职期间，有幸在多个国家工作，孩子们有机会见识各种独特、有趣的人物和活动。他们从内心觉得，与不同国家的人接触是一件十分自然、容易的事。他们经常旅行，回来过暑假后再坐飞机到曼谷或新德里，对他们来说就像去芝加哥或纽约一样，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当上内阁部长出乎我们意料  

　　B：你是否为他制定了某种人生规划，并进行了相应的培训？  

　　G：完全没有。在曼谷念完高中后，进达特茅斯大学是他自己的决定。在本科主修国际关系、选修中文、到北京过暑假是他的选择。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读硕士也是他自己决定的，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提供过指导，最多只有以身作则。  

　　B：蒂姆小时候，你预见他有朝一日能当上内阁部长吗？  

　　G：这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上学时成绩都不错，在各自的事业上都有进步，蒂姆显然比他的弟妹更突出一些。我们只是预料他们能够在职业上取得成功，但完全没想到蒂姆将来有一天会在美国的纸币和债券上签字(笑)。  

　　B：他是否属于那种文体双优的“美国全能型”学生？  

　　G：不完全是。你知道，他身材只算相对中等——大概5 英尺9 英寸或10英寸(1.75 至1.78 米)，体格上并不十分健壮。当然他精力十分旺盛，也学会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1988 年)进财政部后他一路升迁，后来(1999 年)成为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应该是财政部近期历史上最年轻的副部长之一。这些岗位的职责包括处理墨西哥和亚洲的金融危机。他经常要到国外出差，由于时差关系，工作经常晨昏颠倒。后来他又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国际上的联系继续保持着。现在的工作也有相同的地方，仍然要处理国际问题。不同之处是：部长职位可见度更高，更有政治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更难适应。  

　　B：在外国长大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  

　　G：1968 年我们到印度生活时，蒂姆只有7 岁。他的国际学校同学往往走两个极端：要么比印度人还要印度化——穿纱丽之类当地服装，要么因为难以适应当时印度的赤贫，把自己与印度人隔绝起来。因为我的工作需要和印度人、特别是一些有才能的人打交道，蒂姆从小就能全面地看当地社会——它既存在诸多问题，也有不少进步和变化，看法不至于太偏颇。我们学会了平等对待不同社会，感受其共性和差异。  

　　他一向都比较低调  

　　B：他一直都这么低调吗？  

　　G：对。我认为他一向都比较低调。他不外向，但也不会落落寡合。上学时他也参加各种体育项目，以及戏剧表演等课余活动。  

　　B：你曾在北京工作过两年，是否向他指点过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在中国办事？  

　　G：我们在国外生活期间，他一直与当地社会保持接触。我们回纽约时，也经常有外国朋友来看我们。我在福特基金会干了28 年，我们与各国朋友一直保持联系。1980 年代初，基金会每周举行一次招待会，他有时也参加并认识了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经历和领悟过程。  

　　B：他的中文水平怎么样？  

　　G：他曾在北京度过两个暑假，在对话方面比较好，但后来使用中文的机会不多。所以他并不声称自己懂中文。他能听懂一些，但算不上通晓汉语。他的日语也一样。  

　　B：你认为他作为财长的首次中国之行成功吗？  

　　G：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新闻，也收到不少中国朋友的邮件。我的总体印象是，这次访问进行得比较顺利，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抽空接见了他，当然还有一直与他合作的王岐山。他很小心地避免去说教或争吵，而是认清双方范围越来越广的共同利益，强调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彼此合作的好处。不过要判断此行成功与否，你们肯定比我更合适(笑)。  

　　B：你经常看关于他的新闻报道，并给他提供反馈？  

　　G：我偶尔会和他谈我在报上看到的东西，但对他的日常工作我们谈得不多。我知道他平时很忙，不想再给他增添麻烦。他与奥巴马有很多共同之处B：他是怎么认识巴拉克。奥巴马的？G：我的理解是，在总统竞选期间，奥巴马逐渐与一些他认为可能出任自己政府高层职务的个人会面。当时蒂姆是纽约联储银行行长，而国家的经济局势自然是一大当务之急。所以我认为奥巴马和蒂姆见面一来是为了谈经济，二来也考察一下是否请他加入自己的政府。经过几番交谈，奥巴马向他提供了这个职位。  

　　B：这与你曾在印尼见过奥巴马的母亲无关？  

　　G：对。是在后来他们的交谈中，蒂姆才向奥巴马提到我曾见过他母亲。  

　　B：你什么时候知道他被提名？  

　　G：在他接受了入阁邀请后，我们才知道的。确切日期我记不清了，就在公开宣布前没多久。  

　　B：外界曾对蒂姆有过不少非议，但奥巴马显然对他颇有信心。在接受《60分钟》采访时，奥巴马说就算蒂姆提交辞呈，他会回答：“对不起，伙计，这份活儿还是你的。”  

　　G：(笑)在我看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愿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把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人聚拢到一起，并试图在不同利益中寻找共同立场，而不是先在心里作好决定，然后强加给别人。  

　　他从不看评论  

　　B：蒂姆不是一个党派性很强的人？  

　　G：对。我自己是共和党人——不很活跃，只是在选举时投共和党的票。蒂姆投哪个党的票我不清楚。年轻时他大概投给共和党，进财政部后他就成了独立人士，后来一直如此。  

　　B：看到对他的种种争议，你担心吗？  

　　G：做父母的看到对自己子女的批评，心里肯定很不好受。媒体上和网上博客对他的指责有些是政策分歧，有些则是人身攻击。但他比我们超脱多了——对所有评论一概不看(笑)。  

　　B：他似乎难得一笑。他真的喜欢这份工作吗？  

　　G：我认为，鉴于他面临问题的严重性，保持一定的严肃会比较合适，特别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但在向对外关系委员会等团体致词时，他就表现出一定的幽默感。  

　　B：你认为他有能力将美国带出困境吗？  

　　G：很难说。在我的记忆中，他是近十几年来对金融领域介入最深的财长，当然这并不能保证他能把事情做对。但如果让我押注的话，我会把钱押在像蒂姆这样拥有相关经验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