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FBI文件解密:爱因斯坦竟是前苏联间谍?(图)

爱因斯坦

正如他的亲密朋友多次证实的那样，爱因斯坦是个有话直说的人，不论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是在亲朋好友之间，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试图掩盖自己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活动。 

可是胡佛却怀疑爱因斯坦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怀疑爱因斯坦在柏林期间就是一个危险的共产党间谍网的头目，在移居美国之后又开始秘密地研制“死光”武器，有了这种武器，一小股匪徒就能控制整个国家。 

关于这种怀疑的详细依据最早出现在一份1942年的联邦调查局报告中。该报告提到，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自称为“爱国者”的情报贩子提供了以下情报：1938年11月1日，一个名叫‘音乐男孩’的组织在纽约市的比尔特莫尔饭店开会。该会议称：爱因斯坦正在试验一种射线，它将帮助我们摧毁一切武装抵抗——不论是飞机、坦克还是装甲车。有了它，10来个人就能打败500个人；有了它，5％的人就能统治一个国家。 

弗雷德·杰罗姆在《爱因斯坦档案：埃德加·胡佛对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发动的秘密战争》一书中确认。在胡佛的秘密情报来源中，有些是从美国人手里领取报酬的纳粹特务。那个没有透露姓名的“死光”情报提供者很可能是纳粹雇来诽谤爱因斯坦的，当时的德国政府把爱因斯坦视作它的头号公敌。 

纳粹同情者们通过一家美国杂志散布谣言，说爱因斯坦是共产党，还说他出席了在俄国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事实上，爱因斯坦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人，也从来没有去过俄国，更不用说参加什么党代会了。 

当时胡佛正千方百计试图抓住爱因斯坦的把柄以便证明他是个危险的共党分子。他跟踪和记录爱因斯坦和查尔斯·卓别林、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等著名左翼人士的友情往来。这时他似乎并没有对所谓的“死光”实验给予特别关注。 

可是到了1950年的夏天，“死光”的幽灵又浮现出来。这一次谣言经过一个梦想成为科幻作家的报馆编辑加工改造，变得更加活色生香。有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发现了这篇文章，他随即向胡佛报告：“根据1948 年5月21日的《阿林顿日报》，爱因斯坦教授和‘10位前纳粹科研智囊’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们穿上石棉衣服观看了一种射线。文章说，在短短的一瞬间，一大块钢就被熔化了。这种秘密武器能够装在飞机上，从空中将整个城市毁灭。文章还说，和这种新武器相比，原子弹只不过是‘小孩的玩具’。” 

胡佛没有先去找那家报纸的编辑了解这篇报道的来源，而是叫陆军情报部的C.C.布莱克尼上校去调查这件事。调查证明爱因斯坦无罪。 

任何一个了解爱因斯坦的人都会告诉胡佛那篇报道是如何荒唐：对于纳粹，爱因斯坦唯一想做的就是消灭他们，他是永远不会和纳粹或前纳粹在任何事情上合作的。爱因斯坦当时确实拥有二十几项发明，但它们都是无害的，就像电罗经和电冰箱那样。 

联邦调查局为爱因斯坦设立的整个档案就像是一锅奇特的大杂烩，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密报，以及由形形色色的愤世嫉俗者、道听途说者、偏执狂患者和持有各种偏见的人所提供的恶毒的捏造。所有这些都使有关爱因斯坦的神话变得越来越离奇。在他们那被狂想搞得视觉错乱的眼睛里，爱因斯坦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而邪恶的人物，一个魔鬼。没有一个认识他的人会在这个可怕的形象身上看到一丝一毫和他相似的地方。可是联邦调查局却似乎对它信以为真。 

至于说爱因斯坦是共产党间谍网的头目，那就更离奇了。爱因斯坦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他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他提倡一种国际性的政体以及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虽然他厌恶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但他确实同情许多共产党人的目标和事业。 

联邦调查局在对爱因斯坦的调查上为什么表现得如此笨拙？我们可以从迈阿密国际大学的英文助理教授理查德·艾伦·施瓦茨那儿获得一部分解释。施瓦茨是利用信息自由法案最先接触到联邦调查局爱因斯坦档案（或者说部分档案）的人。 

施瓦茨写道：“也许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联邦调查局无视历史的做法。对联邦调查局来说，大萧条、纳粹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切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30年代的经济危机至少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暂时失败，有些人也许会在这次危机或共产主义传播的影响下支持共产主义。可是联邦调查局根本就不考虑这一历史背景。他们认为，过去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嫌疑必然是今天的共产党人，因此必然是对美国制度的威胁。该档案里的1500页资料（另外300 来页最终也开放了）显示，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力是多么强大、多么普遍。说到底，这些材料不仅提供有关爱因斯坦的情报和对他的种种影射，而且记录了20世纪 50年代初联邦调查局的心态。” 

胡佛甚至相信，爱因斯坦很可能有个儿子住在俄国。 

l946年7月，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给国务院发了一个备忘录，说有人从犹太人的圈子里听说，俄国科学家彼得·卡皮查已经邀请爱因斯坦移居前苏联。这份文件随即被转交给胡佛。据说卡皮查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说他们俩可以在前苏联“这块建立了真正的民主、摆脱了私利的污染、不受资本主义社会阻碍的土地上”共同开展科学研究。他还说，不论爱因斯坦需要什么样的资金、实验室、建筑、设备、书籍和助手，前苏联都将立即满足他的全部要求。 

据说爱因斯坦用希伯莱语给斯大林本人而不是卡皮查写了封回信，他说，在考虑是否接受这个邀请之前，他有几个问题要问斯大林：犹太科学家是否被禁止持有固定的职位？为什么要对犹太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施加显然是不必要的限制？为什么一些杰出的犹太医学教授（列出名单）没有被选入最近成立的医学科学院？ 

据说莫洛托夫否认反犹主义倾向的存在，并再次向爱因斯坦发出移居前苏联的邀请。一些重要的前苏联官员因反犹主义被解职，爱因斯坦在信里提到的那些医学教授也被选入了医学科学院。 

“大使馆无法确定这件事的真实性，”比德尔·史密斯写道，他认为这些传闻“反映了前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对他们受到的歧视感到不安。” 

这是个纯属虚构的故事，单凭爱因斯坦用希伯莱语写信这个情节就可以断定它是虚构的。当然，他从来就没有因任何理由去过前苏联。 

爱因斯坦确实给斯大林写过信，不过是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差不多每天都有人给爱因斯坦写信、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寻求他的帮助。在他帮助过的人中，有在康奈尔大学攻读物理学的盖伊·冯·达德尔。冯·达德尔的兄弟拉乌尔·沃伦伯格在1945年突然失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帮助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逃脱被送往纳粹集中营的厄运。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俄国士兵的“ 保护性拘留”之下。应冯·达德尔的请求，爱因斯坦给前苏联最高领导写了封信： 

亲爱的斯大林先生，我以一个犹太老人的名义请求您尽一切可能寻找瑞典人拉乌尔·沃伦伯格并将他送回自己的国家。在犹太人遭受纳粹迫害的艰难岁月里，拉乌尔·沃伦伯格是极少数自愿帮助我的犹太同胞的人之一，他冒着生命危险设法营救了几千名犹太人。 

联邦调查局的爱因斯坦档案材料指出，一个月后，根据前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报告，斯大林收到了这封信，但是俄国人没能找到沃伦伯格。他的命运至今仍是个谜。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联邦调查局里有任何人读过爱因斯坦写的和他的人生哲学相关的文章，不然的话，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找错了目标。正如弗雷德·杰罗姆指出：“总的说来，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很少引用爱因斯坦本人的看法。除了他在1947年写的小册子《要原子战争，还是要和平》和几段零碎的话，档案里没有任何他本人写的文章或对他本人的访谈录。”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关于他的报道都是不真实的。如《纽约时报》1937年2月5日刊登的一篇报道提到，爱因斯坦表示，他为那些拒绝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民主国家感到羞耻。 

还有，“陆军军事情报部的记录显示，有关部门建议允许爱因斯坦‘进入有限的需要他服务的研究领域’。这个建议得到了海军的同意，但是在一封1940年7月26日的信中，陆军情报部的乔治·维齐·斯特朗将军声明，陆军不能允许爱因斯坦参加研究”。 

另外，“爱因斯坦在1947年说过，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唯一拥有坚实组织和明确纲领的真正的政党。在这篇刊登在法国共产党报纸的公开的声明中，爱因斯坦批评了美国的军事政策，他表示，国际审察并不足以维持和平”。 

胡佛一直怀疑爱因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柏林共产党间谍网的总头目，这个怪念头他从未放弃过。为了把怀疑变成事实，从而把爱因斯坦定为美国安全的隐患，联邦调查局伙同陆军情报部从1951年开始对爱因斯坦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调查。他们没能在爱因斯坦身上抓住任何把柄。于是胡佛又把调查的重点转向爱因斯坦的秘书兼管家海伦·杜卡斯。他怀疑她是个神通广大、有办法搞到原子弹秘密的人。她的档案也随即猛增到几百页。联邦调查局的人秘密地检测她的来往信件，希望能发现暗藏的密码或用隐性墨水写成的信文。可惜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联邦调查局又开始窃听她的长途电话。结果又是白忙一场。 

最后，联邦调查局新泽西纽瓦克分部的两个侦探试图查明她是否在1928年到1933年在柏林为爱因斯坦工作期间为俄国人当过间谍。他们到默瑟街112号找杜卡斯谈了一次话。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而且表现得非常合作。在一份于1955年3月9日写给胡佛的报告中，他们写道：“在访谈中，杜卡斯对我们非常友好，回答问题时也显得颇为坦诚。她没有显出任何回避和含糊其辞的迹象……谈话是遵照局里所建议的小心谨慎的方式进行的。我们给杜卡斯的解释是，这次谈话是想让她帮助我们了解1928年到1933年期间柏林的一些活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意识到这次调查和她本人有关。” 

报告还说：“值得注意的是，杜卡斯说，从1928年起，她就是爱因斯坦博士唯一的雇员。从这点看来，G-2的情报来源所提供的关于爱因斯坦办公室拥有一大帮秘书和打字员的情况是不可信的，关于他的资深秘书和前苏联情报员有联系的说法也是不可信的……所谓的秘书长或资深秘书极可能就是爱因斯坦的妻子埃尔莎·爱因斯坦，现已去世，或者是他的继女，姓名不详，也已去世。”这里所说的继女是指伊尔丝，很可能是杜卡斯告诉他们的。 

杜卡斯谈到爱因斯坦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他在冬天患了严重的感冒，他的贫血症迫使他一连几个月呆在家里。 

报告还说：“值得注意的还有，杜卡斯谈到了爱因斯坦孩子的情况。如此看来，关于前苏联人可能将他的孩子作为人质留在铁幕后面的情报是值得怀疑的。” 

在那次友好的长谈中，杜卡斯告诉两位侦探，除了反对希特勒，她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也没听说有任何在德国的共产党人试图打入爱因斯坦博士或他的科技界朋友的办公室。她强调说，她在生活中唯一关心的就是爱因斯坦，她完全遵循他的愿望，没有他的允许，她是绝对不会参加任何外界活动的。 

两位侦探相信她说的都是实情，他们建议结束调查，理由是“时间间隔太长，缺乏确凿的证据，与此案有关的人都散布在不同的国家，其中许多已不在人世（事实上，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因此，纽瓦克分部将结束杜卡斯和爱因斯坦的案子……除非总部另有指示，将不再重开此案”。 

就这样，胡佛终止了他对爱因斯坦的追猎。联邦调查局1955年5月2日的备忘录写道：“对档案的审核表明，不存在逻辑意义上与此事相关的重要线索，鉴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已经死亡，已经没有必要对此事再作进一步调查。此案就此结束。” 

值得思考的是，在这长达20年、耗费了纳税人大量血汗钱的调查中，联邦调查局的决策者从来就没有对爱因斯坦有过丝毫真正的了解。更令人惊奇的是，侦探们如此高强度的调查却漏掉了爱因斯坦和一个真正前苏联间谍的来往。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从1935年到1945年，爱因斯坦和一位非常迷人的前苏联女间谍保持了长期的联系。她的名字叫玛格丽塔·科南科娃，41 岁，是前苏联著名雕塑家谢尔盖·科南科夫的妻子。玛戈把玛格丽塔介绍给56岁的爱因斯坦时显然不知道她是间谍。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任务是劝说爱因斯坦、奥本海姆以及其他在普林斯顿的科学家向她透露有关原子弹的机密。不过她没有获得任何成功。爱因斯坦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透露，因为美国军方不允许他参加曼哈顿计划。她确实劝爱因斯坦和前苏联副领事帕维尔·米哈伊洛夫见过一次面，不过什么结果也没有。爱因斯坦当时也在为美国海军做顾问，为开发新武器提供意见。不过这些武器仍处在初始阶段，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和玛格丽塔或米哈伊洛夫谈过这项工作。 

爱因斯坦的密友托马斯·布基说，爱因斯坦从来不知道他处在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下，不过即使他知道了，“他也会一笑了之”。 

实际上他是知道的。作家弗雷德·杰罗姆谈到，1948年，在保加利亚驻美公使尼森·马约拉博士举办的一次晚宴上，爱因斯坦对波兰驻美大使维尼耶维奇说：“我相信您现在一定意识到美国已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不用说，我们的谈话正在被录下来。这个房间已经安装了窃听器，我的房子正受到严密的监视。”果然，他的这番话出现在联邦调查局的爱因斯坦档案里。 

亚伯拉罕·佩斯暗示，联邦调查局的做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告诉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杰米·塞延，物理学家们大多知道，他们“受到监视”。 

玛格丽塔伪装得非常高明，她显然骗过了联邦调查局。她的身份是雕塑家的妻子，而她的丈夫正在创作一尊爱因斯坦的半身像，这件作品如今就放在高级研究院的大门外。 

有两样东西可以证明爱因斯坦和玛格丽塔的恋情：1998年夏天，圣彼得堡为前苏联的俄罗斯女间谍——她们大多非常美貌——举办了一次展览，那里有一张玛格丽塔的照片；同年，纽约的索斯比拍卖行拍卖了爱因斯坦写给玛格丽塔的九封情书。 

1945年，在玛格丽塔和她的丈夫回到莫斯科之后，爱因斯坦在信里对她说：“每一样东西都使我想起你：Almar（由两人的名字A1bert和 Margarita合并而成，意指他们两人的东西）的披巾、词典、那个我们以为丢失了的漂亮烟斗，以及我房间里所有其他的小东西，还有那个空荡荡的窝（他在高级研究院的办公室）。”他在另一封信的结尾写道：“有空尽快给我写信，让你的爱因斯坦吻你一下。”在第三封信里，针对她对五一节庆典的热情描述，他写道：“我满怀忧虑地注视着这些过分夸大了的爱国情绪。” 

索斯比拍卖行书籍手稿部的副总监塞尔比·基弗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玛格丽塔招募了爱因斯坦，“他的本性决定了他不会跳进那个陷阱”。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或联邦调查局怀疑她是个间谍。专家的看法是，虽然他爱上了她，但他并没有成为她的俘虏。爱因斯坦不是叛徒。 

显然，玛格丽塔既没有把爱因斯坦变成一个叛徒，也没有使他相信她对前苏联国内状况的虚假描绘。 

摘自《鲜为人知的爱因斯坦》　〔美〕丹尼斯?布莱恩／著 　杨宁宁／译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丹尼斯?布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