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扎克伯格能来中国跑步 谷歌总裁却不行(组图)

　　晒跑步照、爬长城照、与马云谈中国创新、教女儿学中文，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访华这几天，处处展现出对中国的热爱。在3月19日，在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会见时，扎克伯格更是表示：“中国是互联网大国，在全球互联网领域有重要影响，我们愿更好了解中国、介绍中国，与中国同行一道,通过互联网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有关会面的简短报道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关注焦点在实践层面看，就是脸书网是否可能在短期内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在战略层面看，就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的互联网治理之道。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这条治理互联网之道的核心议题，是探索行之有效的网络主权实践之路。

　　如何治理互联网，或者说，互联网诞生之前的政治结构和过程，如何有效的契合互联网诞生之后的世界，是关乎当下世界发展的重要命题。对这个命题的看法和认识，无论在中国，亦或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总体来看，全球各个国家，都在试图强化对互联网的管理。这种管理，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上的司法管辖，其主要对象，是在网络空间高速流动的数据以及广泛传播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有关如何治理互联网的争论，正在重现1648年三十年宗教战争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期间，各方有关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诸侯国信仰归属的管制权之争。一如历史发展已经证明的那样，尽管会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但国家通过对跨境数据流动实施管辖的方式在网络空间延伸、投射并完善主权存在，是明确无误的基本发展趋势。

　　与人们的刻板印象不同，在美国，2016年2月9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了2016年度有关全球威胁的评估报告，这份代表美国情报界整体看法，并且将成为美国战略和政策制定参考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各国基于主权强化对网络空间跨境数据流动的司法管辖是大势所趋;而这种变化，虽然对美国倡导的“互联网自由”构成了妨碍，但并不实质性地挑战互联网最核心的互联-互通功能。这是持现实主义态度的美方战略决策者与在第一线从实现相关工作的核心成员，对网络主权的基本态度。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倡导的“互联网自由”，本质上是谋求将全球互联网置于美国主权的单一有效管辖之下，互联网自由的边界，就是不能与美国的主权相冲突，并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需求。在各国能力与观念觉醒之初，在美国凭借先发优势和话语权占据压倒性的道德优势时，这种互联网自由的理念自然是可以广泛传播的，一如20世纪40年代中期，也就是二战结束早期，美国凭借压倒性优势可以搞出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来实践美元霸权一样;同样的，随着美国因为棱镜门等系列事件失去自身的道德优势，并且遵循互联网自由推行的阿拉伯之春在实践层面又客观助推了ISIS兴起之后，新的观念和模式取代逐渐褪色的美版互联网自由概念，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整体而言，可以说包括中国在内，各国对互联网的治理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国家主权在事实、机制和观念三个维度重新进入网络空间的阶段，或者说，这个阶段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存在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阶段。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诸侯国无论大小，有权自主决定其领地内民众宗教信仰”一样，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从自发走向自觉的主要标志，就是各国开始遵循自身的需要，自主制订符合其需求的互联网治理体系。

　　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同的是，客观已经进入全球网络空间的行为体，无论是在现实空间，还是在网络空间，均无法再复制一种绝对意义上处于单一主权管辖之下的排他性的、绝对的主权管辖范围。从已有的实践看，能够出现的，是经过各方利益和能力博弈之后逐渐稳定同时又富有弹性和调整空间的动态边界。就国家层面而言，自身实力，外部威胁，全球市场利益，与内部民众需求，构成影响这条边界调整的四种主要因素。这四种要素产生的基本效果，是国家倾向于在自身实力增强，外部威胁削弱，市场利益强大，民众需求旺盛的情况下以较为宽松的方式实践和推动网络主权;在相反的情况下，国家则趋于强化自身的网络主权实践，收紧对构成威胁来源的跨境数据流动的有效管辖。

　　自2015年1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镇峰会上以网络主权为核心要义阐述中国的互联网治理之道以来，中国的相关战略与政策正在逐渐走向清晰、规范、有效。此前曾经一度处于模糊区域的问题，一如脸书、谷歌等公司规范化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和中国通过必要的技术手段管控互联网的问题，也正在逐渐浮出水面。

　　从具体实践看，表现出愿意尊重中国主权，遵守中国司法管辖的诚意，是某种客观上存在的必要条件。脸书公司的实践，无论是开设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共主页，秀北京街头长跑照片的公关实践，还是在西雅图互联网论坛和北京会谈中表现出的务实友好的态度，展示出外国公司将通过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持续谈判，完成相关的法律过程，最终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谷歌方面，则显示出公司创始人固有的意识形态刚性以及美国中心主义的傲慢如何阻滞公司在中国市场发展的反面案例。这种阻滞，主要表现对谷歌公司自身获取收益的阻滞，以及提升中国用户有效获取信息成本的提升两个方向，整体而言，撇开某些沉迷于获取投机性短期收益的玩家，整个博弈中确实没有实质性的赢家存在。

　　一如在乌镇峰会以及之后被广泛提及的，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追求的目标，尽速完善中国的互联网治理之道，是中国的责任;尊重中国的主权需求，并以务实态度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放弃霸权心态，促成中国以更加开放、宽松、自信的态度拥抱全球网络空间，是占据技术和实力优势的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