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一下这种情况,后门的另一边通向倒计时的核武器,或者正在被折磨的孩子,而你手里拿着门的钥匙。怎么办?
库克:如果我有钥匙,我会打开这扇门。但让我澄清一下,现在根本不是那种情况。不是说我能获取手机上的消息而不肯交出来,我有的都已经交了。现在他们说:“嘿,你可以发明些玩意再挖点信息出来,我们也不确定里边有没有信息,但我们希望你尝试一下,万一有呢”。
而他们希望我发明的东西,是一把能打开几百万把锁的万能钥匙。
这说明他们的理由不够充分。我们不知道手机上有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可能根本就没有。
库克:我想他们也说过,他们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我想所有人都这么说过。要发明了他们要的东西,会让几百万人暴露在风险中。
这不只是一部手机的问题,这事关整个未来。没准曼哈顿会跳出一个家伙说,我有175 台手机,我希望能解个锁。然后其他想给手机解锁的案子蜂拥而出。我是说,这就是这个案子的目的,设立一个司法先例,然后从此就能改变一类案件的处理方式。没错吧?司法先例就是这么用的。
作为一个商人,苹果的领军人,万一这事闹到国会去了,然后他们做出对你们不利的判决,从商业的角度对苹果会有多坏的影响?
库克:首先我认为这对美国来说很不妙。因为这次不仅仅是在针对我们,那是对所有人行为的限制,那是在强制所有科技公司开“后门”。这会让美国变得脆弱,不仅在隐私方面变得脆弱,在安全方面也变得脆弱,甚至让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以及所有东西都变得脆弱。我无法想象这一切的发生,因为这是荒谬透顶的,我想每个人都能理解。
到头来,我们要做的这次抗争,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客户,也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走到了这样一个诡异的处境,在这要为公民权利与政府对抗。谁能想到这个?反正我从来没想到会这样。政府才应该是那个为公民权利而战的主体,现在本末倒置了。我仍然感觉自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而现在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一场噩梦。
我认为美国人民也不希望如此。我想这对美国来说很糟糕,非常糟糕,我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周围有太多聪明人了。
你的工作职责现在包括了权衡公共安全与私人安全的问题,隐私的问题,对和错的问题,你会不会觉得这很奇怪?
库克:是的。有时候这让人很不舒服。与政府对抗不是我们的选择。美国总是在齐心协力时更强,所以在我看来正确的做法是科技公司与政府一起商讨,看看能一起做些什么。以一些兼顾隐私和安全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而不是把世界变成一场拉锯战。
我觉得(要求我们合作的观点)是非常奇怪的,但我们有意在与这种观点对抗。对我们来说,合作其实是最简单的事。那很简单,但是不正确。(如果那样做的话),到头来我们谁都无法安睡。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背叛,这让人不舒服。让我震惊的是,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提出这种要求的国家。如果我从其他国家听说类似的事,或许感觉会不大一样。美国应该是山顶上最闪亮的城市,应该是公民权利的导航灯。
政府逾越职能范围,不为公民的最高利益代言,这类案例偶有发生。但我乐观地认为,我们总会从这里走出去,并到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从技术的角度,把自己移出这个循环是否是最好的选择?就是说,你干脆别向政府提供操作系统,这样政府也就无法提出现在这些要求了。
库克:我想随着每一次更新,我们都必须进步。因为我们必须维持比坏人领先一步的局面。真相是,我们今天说的安全,到明天就未必安全了。你必须接受一点,无论你坐在这里还是硅谷另一家公司里。安全不是一项功能,它是所有东西的基础。
(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永远不会抱着那种意图,去做那种事情。我们的初衷从来无关政府,只为保护人民。这会有后果吗?有,那就是你会在这个初衷上投入越来越多。过去十年里我们一直走在这条路上。
除此以外,想想Mac,加密算法在80 年代的Mac 上已经有了。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no。
本文节选自《时代》对库克的访谈记录,由爱范儿黄美菁、吴垠合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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