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 一场会议决定了今天的人机大战(组图)

　　会议之后达特茅斯会后不久，1956年9月IRE(后来改名IEEE)在MIT召开信息论年会上，麦卡锡被邀请做一个对一个月前达特茅斯会议的总结报告，这引起了纽厄尔尤其是司马贺的不满，他们认为麦卡锡只能聊，没干货，而达特茅斯会议唯一的干货是纽厄尔和司马贺的程序“逻辑理论家”(Logic Theorist)。打了一圈架，最后纽厄尔和司马贺做了妥协：麦卡锡先做总结报告，但最后还是由纽厄尔和司马贺讲他们的“逻辑理论家”并发表一篇题为 Logic Theory Machine的文章。明斯基认为是他的协调起了作用，但纽厄尔晚年则只对香农的邀请有印象，而司马贺的回忆录则说是大会的主席罗森布利特和司马贺散了很长一圈步才了断。明斯基机敏异常，讲话时带幽默，但在对这段历史的重构中，却给人印象有点太“刁滑”(cynical)，原因也不难猜出。研究历史有时必须得全方位，空间或时间上的接近不见得就真实。太接近时，当事人还都活着，还在一个圈子里混，不方便互相揭短。但在接近生命末期，或者功成名就或者人之将死或者对头已死无所顾忌，敞开了说，有时虽有夸张，但一不留神就会流露真话，纽厄尔属于后者。明斯基“刁滑”可能和他身体好有关系，偌大岁数也没不惑，觉得还有好长路要走。

　　科学达人弗里曼·戴森在他的《一面多彩的镜子》一书中借鉴过以赛亚·伯林“刺猬与狐狸”的比喻：刺猬是那些构建理论体系的人，而狐狸则是那些解决问题的人。在他眼里：爱因斯坦、哥德尔是刺猬;而费米、冯·诺伊曼属狐狸。科学史有时刺猬得势，有时狐狸当道。是不是可以说纽厄尔和司马贺更像刺猬，而麦卡锡和明斯基更像狐狸呢?具体到AI的源头和达特茅斯会议，麦卡锡认为他和明斯基是发起人，纽厄尔和司马贺是“外人”，是搅局者。明斯基的解释是纽厄尔和司马贺一开始的出发点是心理学，这与麦卡锡和他本人的背景不符。但在随后的十年里，他本人更多地走向心理学，而纽厄尔和司马贺更靠近AI，也没什么矛盾。麦卡锡除了和明斯基关系紧密外，和其他AI群体的交流并不多，在所谓其他群体中，最有影响当属卡内基梅隆了。麦卡锡晚年回忆说那时群体之间的沟通主要是通过研究生，研究生就像大佬们的大使。后来斯坦福、CMU、MIT的学生确实互为教授，门户之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抹平了。

　　总之，1956年IRE信息论年会是个值得纪念的会议，除了纽厄尔和司马贺发表的那篇文章之外，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发表了《人类记忆和对信息的储存》(Human Memory and the Storage of Information)，这是那篇著名的文章《魔力数字七》(The Magic Number Seven)的另一个版本，不知算不算一稿多发。同在此会上，伟大的乔姆斯基则发表了《语言描述的三种模型》(Three Model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该文证明了有限状态句法不能表达某类语言，这是乔姆斯基分层的起源，文中引用了还没出版的不朽名著《句法结构》。乔姆斯基当时刚刚到 MIT现代语言学系(该系后来演变为语言学与哲学系)出任助理教授并在MIT电子实验室做机器翻译的研究。尽管乔老爷后来是反政府斗士，但有点反讽的是他的早期研究经费都来自美国空军和海军。

　　从参与者的角度看，大家会认为这次IRE的信息论年会比达特茅斯会议更重要，影响也更深远。乔治·米勒回忆说他当时直觉认识到实验心理学、理论语言学、认知过程的计算机模拟，都是一个大家伙里面的组成部分。这个所谓的大家伙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加认知科学吧。

　　明斯基回忆自己在达特茅斯会议期间，在纸上画了一个几何定理证明器的设计，并手动模拟证明了等腰三角形的一个定理。会后的1956年9月，IBM招了新毕业的物理博士格兰特(Herb Gelernter)实现明斯基的几何定理证明器。麦卡锡此时受到纽厄尔和司马的影响，建议在Fortran里实现表处理语言，作为实现语言。这个项目在 1959年实现后，IBM削减了AI的投入，把这项目砍掉了，理由是IBM不想给人以机器可以替代人的印象。IBM再次资助AI是二十几年后的1983年了，现在好像IBM百年老店只能靠AI系统Watson翻身了。

　　麦卡锡1958年离开达特茅斯去了MIT，他帮助创立了MIT的MAC项目。他和明斯基一起领导了MAC项目中的AI实验室，1962年他再次跳槽到斯坦福。之后明斯基又和帕伯特(Papert)合作。计算机操作系统里“分时”的概念是由麦卡锡在MAC项目中首创的。他回忆说当时机器太少，但等着上机的学生很多。于是就发明了分时系统。按说分时系统的贡献要比麦卡锡后来的 AI贡献彰显得多，但麦卡锡得图灵奖可不是靠“分时”，这就像爱因斯坦得诺奖没靠相对论一样。从这个意义上AI有点像哲学：由此衍生出很多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产生出许多子学科;一旦这些子学科独立，就不再待见AI了。现在计算机科学已成为成熟的学科，每个计算机系大都有三拨人：理论、系统和AI。二十年前的美国计算机圈子曾有一种说法：理论和系统的人互相看不起，但又同时看不起AI的人。AI这几年火了，但曾几何时，AI人是被压迫者。哲学曾经孕育了科学，但一旦问题被确定，就分离成为单独的科学，最新的例子是逻辑学，现在的逻辑学家都在数学系和计算机系，哲学系被彻底空洞化。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曾说：AI就是哲学。MAC项目孕育了计算机科学中很多原创的概念。以至于明斯基后来认为UNIX系统是反动落后的东西，因为他们丢掉了很多 Multics中的精华。

　　1968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对“先进研究项目局”(ARPA)的资助方向不满，他认为国防部的钱不能被用于军事目的之外，非军事目的的项目应该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负责。于是，ARPA遂改名DARPA，更强调“国防”。七十年代初期在海尔梅尔(George Heilmeirer)任内，DARPA大砍AI预算。协调政府和AI实验室的工作变得头绪繁多，明斯基决定从AI实验室退位，让他刚毕业的学生温斯顿(Patrick Winston)接手。

　　尽管明斯基说他不喜事务性工作，但他的采访和回忆中，触及的话题总是和联邦政府的资助有关。温斯顿后来回忆时说，管理一个成功的实验室要管理好三个圈的交集：出资人(主要是政府)、科学上有创建、有国计民生的价值。他试图说服几任ARPA的头别把 AI当作一个几年一次的项目，而是长期而独立的一门学科。另外他对比了早期ARPA和NSF的不同，NSF给钱少，而且都是同行评议制，结果是越有成就的(established)拿的钱越多，但很少会有根本性的原创性贡献，ARPA早期都是头们说了算，好处是如果管事的头们品味好，肯定会支持好东西。这点也值得中国科技人的借鉴：大型项目决策者的品味可以超越“透明计算”吗?

　　再说回海尔梅尔，他以AI不能帮助造武器打仗为理由。削减了对 AI的大规模经费，但同时却重金资助了隐形飞机和空间武器技术，使美国在相关领域一直保持领先。ARPA资助的这类项目要是通过同行评议是很难实施的。 ARPA几乎在同时也支持了ARPAnet，后来演变成互联网。有意思的是，海尔梅尔从ARPA离任后去了德州仪器(TI)做CTO，在TI却大力提倡 AI。ARPA对AI的资助在克柔克(Steve Crocker)手里才逐步回复。大家知道克柔克是互联网的先驱之一。再后来的ARPA信息技术办公室(IPTO)的负责人中还有图灵奖获得者萨瑟兰(Sutherland)，也对AI继续投入。精英制风格的ARPA，更适合做大型开创性项目，成功取决于少数决策者;而以民主制为基础的NSF，历来就是小规模资助基础研究。

　　预测未来：会有奇点吗？司马贺1957年曾预言十年内计算机下棋会击败人。 1968年麦卡锡和象棋大师列维(David Levy)打赌说十年内下棋程序会战胜列维，最后赔了列维两千块。乐观的预言总会给对手留下把柄：德雷弗斯后来每年都拿此事嘲讽AI，说计算机下下跳棋还行，下象棋连十岁的孩子都干不过。这便宜话一直说到1997年，IBM的下棋程序“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这真是“四十年太久，只争朝夕”啊。在 1995年卡斯帕罗夫还在批评计算机下棋缺乏悟性(insights)，但1996年时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深蓝”貌似有悟性了。而两年间“深蓝”的计算能力只不过提高了一倍而已。有没有悟性其实就是人的能力的极限。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就是人的解释能力，人解释不了的东西就有悟性，解释了的东西就没有悟性。司马贺和日本计算机科学家宗像俊则(Munakata)合写了篇解气的文章《人工智能的教训》(AI Lessons)登在《ACM通讯》上。

　　当然，德雷弗斯们还可以将“计算机仍然不能干什么”加上若干个“仍然”接着批评。明斯基1968年在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新闻发布会上曾大放厥词说三十年内机器智能可以和人有一拼，1989年又预言二十年可以解决自然语言处理。现在我们恐怕还不能说机器翻译器令人满意吧。过分乐观的另一个原因，照明斯基自己的说法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一开始都需要一点“过度销售”(excessive salesmanship)。但是过头了不免被人当作狗皮膏药或炼金术。

　　2006年，达特茅斯会议五十年，十位当时的与会者有五位仙逝，活着的五位：摩尔、麦卡锡、明斯基、塞弗里奇和所罗门诺夫在达特茅斯团聚，忆往昔展未来。参会人之一霍维茨(Horvitz)现在是微软实验室的头目，他和他老婆拿出一笔钱在斯坦福捐助了一个“AI100”的活动：在下面一百年里各路豪杰聚会，每五年出个AI进展报告。第一期原定于2015年底出版，我们拭目以待。

　　乔姆斯基晚年边做学问边做斗士。2015年3月他和物理学家克劳斯对话时被问及“机器可以思维吗?”，他套用计算机科学家戴客斯特拉(Dijkstra)的说法反问：“潜艇会游泳吗?”如果机器人可以有意识(consciousness)的性质，机器人可以被认为有意识吗?他进一步说“意识”是相对简单的，而“前意识”(preconsciousness)是困难的问题。他把AI分成工程的和科学的。工程的，如自动驾驶车等，能做出对人类有用的东西;科学的一面，乔老爷明显不认可。他引用图灵的话：这问题too meaningless to deserve discussion(没有讨论的意义)。当一帮奇点理论的粉丝带着正面的期望采访乔姆斯基时，他却对人工智能这个被他深刻影响过的学科没太当回事，他认为气候和毁灭性武器是比奇点更紧迫的问题。这算有意回避吧。

　　明斯基在2012年接受他的学生、预言家、奇点理论炮制者库兹维尔的采访时说，他相信奇点的到来，可能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两位“斯基”在MIT一百五十年纪念会上分在一个小组讨论里，却只打了下太极，并没有针锋相对。他们尽管年长，但身体都挺好，如果他们能在2016年达特茅斯会议六十年时面对面掐一架，肯定会很精彩，反正住得也不远。